时事

重建文化遗址态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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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baku Dome of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Japan, preserved in exactly the same state it was found, after being hit by the first atomic bomb on 6 August 1945.
© OUR PLACE The World / Geoff Steven
自然灾害和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让世界文化遗产遭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损坏。尽管有固有的反对意见,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因此对重修被破坏或摧毁的遗址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

克里斯蒂娜·卡梅伦

文化遗产正在遭受规模空前的全球性毁灭,是否重建重大遗址,从而恢复它们的历史意义,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

2001年阿富汗巴米扬峡谷古佛像的毁坏,预示了全世界范围内蓄意亵渎标志性文化遗产的风潮,这包括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城和阿勒颇古城遗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些对世界遗产地的攻击行为称作文化清洗,需要出台国家和国际新政策应对,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刑事法庭的介入。

此外,自然灾害也正在破坏大片的古迹建筑,对此,我们在2015年尼泊尔加德满都峡谷的地震中有目共睹,其中,该世界遗产地内成百上千处建筑受到影响。

重建并不是新事物,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西方文化。当时,由于社会的快速工业化以及随之导致的历史断层,进而产生了历史遗迹概念和对历史的意识觉醒。建筑师们为了让历史遗迹重现辉煌,试图对建筑遗失的部分进行重建。法国哥特式复兴建筑师和理论家尤金娜·伊曼纽尔·维欧利特·勒托克重建法国卡尔卡松城堡的工事防御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20世纪,这股潮流在北美洲尤为强劲,历史复制品成为“活着的历史博物馆”,深受游客喜爱,而且还对历史做出了生动呈现和诠释。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弗吉尼亚州殖民地威廉斯堡。在那里,350座建筑于20世纪30年代在废墟上重建,而其他更新的建筑却被拆除,建立了一个再现18世纪殖民地美国的公园。

我们甚至可以说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起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埃及包括阿布辛拜勒神庙至菲莱岛的努比亚遗址的拆迁和重建项目。这片杰出的考古地区拥有3,000年历史的神庙和纪念碑遗址,因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淹没于茫茫大水之中。这些历史珍品得以保存归功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空前的、长达20年(自1960年至1980年)的努比亚遗址国际保护运动。

诚实和透明

问题仍然是:重建还是不重建。文物保护专家一贯以来不赞成重建,因为重建会篡改历史,虚构出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虚幻空间。这种反对意见形成于19世纪,而法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阿道夫·拿破仑·迪伦把它推向高潮。阿道夫反复强调的指导原则是“对于古遗址,重建不如修复,修复不如修补,修补不如加固”。

1883年,在《首份修复宪章》里,意大利建筑师卡米洛·博托提出了文物保护八原则,他强调在增补古建筑遗失部分时需要诚实与透明。这些想法最终都体现在20世纪的重要学说文本上,而这些文本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所依据的根基。1964年,《保护和恢复古迹和遗址国际宪章》,即《威尼斯宪章》,明令禁止重建,而且一旦出现臆测,那么修复必须马上停止。随后制定的标准和指导方针也与宪章保持一致,表达了对历史遗址进行重建的谨慎态度。但也有例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委员会《关于保护具有文化意义遗址宪章》,又叫《巴拉宪章》,制定于1979年,它则接受重建,条件是这种重建在使用模式和实践上能够保留文化价值。但是即便如此,它也主张“改变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谨慎”。

态度转变

在早些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遵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学说,通常反对重建。但是在1980年,委员会为历史名城华沙破过例,华沙城的大规模重建被视为波兰人民爱国心的表现。直到最近,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提倡重建,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例外,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尔老桥地区于2005年基于复原文化价值(该遗产的非物质层面)理念而允许重建。又如:位于乌干达卡苏比的布干达国王王陵在2010年毁于火灾。委员会初步允许重建,但条件是重建必须基于完整的历史记载、传统的形式和技术及可持续的用途。的确,现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依然重申威尼斯宪章强调的“考虑到纯真性,考古遗址或历史建筑及街区的重建只有在极个别情况才会认可。只有依据完整且详细的记载、无任何臆测而进行的重建,才可以接受”。

但是,鉴于近期极端主义者对遗产地的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决定对重建的态度表现出转变。这种转变部分反映了《奈良关于纯真性问题文件》的观点(该观点于1994年在《威尼斯宪章》中就有设想,并已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采纳)。该文件中,非物质属性的广泛利用观点给重建一个更有力的理由。

对重建态度的改变可以说是始于2012年马里廷巴克图世界遗产地苏非陵墓遭到蓄意破坏。不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请求放过这些令人敬畏的坟墓的呼吁,极端主义者对它们进行不断地报复性破坏,直到14个陵墓被毁坏。从那时候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引领重建进程,并于2015年以创纪录的速度完工。当我们回答“是否应该重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突出普世价值声明”中所列的价值主要包括古坟墓是廷巴克图过去的见证,没有提及任何社区价值和建筑技术。只有在坟墓被毁坏后,它的社区价值及无形价值才被唤起。


© Ammar Abd Rabbo

重生方法

支持重建的观点主要存在于当地社区:传统建筑技术从先辈传承给新一代建筑者,重建工程使整个社区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而遗址也继续成为举行宗教仪式和冥想的地方。的确,本地社区参与重建墓地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和解进程,是获得重生的方法。

除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导性文件所列的规则之外,反对重建的观点主要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还担心决策撇开了当地社区,只由专业人士和政府组织来做。因此,全面记录决策过程至关重要,如此,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理解抉择的理由,考虑过何种选择方案,了解被保留下来和被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另外,为了有利于给后人提供进一步的考虑空间,有必要在发生创伤后给予时间思考,比如廷巴克图事件。墓地重建可以随着时间抹去人们的记忆,剥夺人们思考过去的空间。坐落在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那座半毁的原子弹爆炸圆顶屋正起到这个作用,提醒人们勿忘人类制造最具破坏性的爆炸。

需要新的指导

关于重建这个议题,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做的临时决定似乎表明一些新举措。这一变化对诸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样的保护学说守护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来自如此有声望的国际机构的决定为不同的保护标准提供了依据。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情况,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遗产保护宪章应该向新思想开放,保护方法也需要更新。

自从19世纪保护学说产生以来,每代人都添加了新的原则和指导意见。世界遗产操作指南中表明的以有形因素为基础的保护学说仍然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巴拉宪章》是个转折点,开始转向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关注遗产和文化的价值。《奈良宣言》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相对特性,鼓励遗产保护者以这一新的视角去解读《威尼斯章程》。这一新增方法是思考重建问题的一个好的出发点。

克里斯蒂娜·卡梅伦

克里斯蒂娜·卡梅伦(加拿大)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和遗产建筑研究教席。她在加拿大公园担任遗产领域领导职务超过35年。她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工作,并在1990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加拿大代表团团长和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