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放眼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过70年

2016-11-04

70年前,19461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正式生效。值此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的未来”活动于11410点至1130分在巴黎总部四号厅举行。为配合这一活动,“广角”栏目推荐了我们的文章“70年从理念到行动”,并分享了Jens Boel对于教科文组织历史和行动的思考。

“《世界版权公约》, 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建立,全世界认同人文、自然遗产和记忆对全人类的价值,认可全民优质教育是发展必备的条件——这些和其它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功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主管Jens Boel表示。

今年,我们纪念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500周年。我认为纪念他很有必要,因为正如Jay Winter所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将教科文组织称为一个小乌托邦,她这么说可是褒义的,虽然这个词会让我们想到20世纪那些极权主义乌托邦带来的灾难。

教科文组织承载着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因为这个组织想要创造另一种思维:在最近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一书中,丹麦历史学家Poul Duedahl和其他人把这称为“思想工程”。档案见证着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它们是存在于纸张,音频,图片和数码文件上的证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记录并传递着这个组织的愿景与梦想,以及为改变世界所做的工作,它致力于在人类思想和道德团结以及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实现长久和平。

与之相反,主要的反乌托邦则可能参与销毁这些证据和档案。这也是为什么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会想到过去“不仅仅是被改变了,而且实际上是被毁灭了。如果除了你的记忆之外没有任何的记录,你怎么可能构建出哪怕最明显的事实?”

在教科文组织我们保存了档案,并且尽最大努力公开这些档案,让更多的人可以利用它们。刚开始接触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和档案时可能觉得很枯燥无味。无非是些项目和预算文件、报告和财政工具、信函、工作文件、决定和决议……然而,你并不需要努力挖掘就会发现这些记录讲述了一种让世界变得不同并且更好的政治意愿,以及关于那些努力让这个意愿实现的人们的故事。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真的被这些档案所激励?我想给出一些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研究的主题作为例子,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得出部分的答案。

一位研究者正在研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项目“移民的文化融合”相关的档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不同角度参与了难民和移民的问题。另一个研究主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就教科书和宣传手册中的刻板描述和偏见所进行的提升意识和反对行动。

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中也已有一段历史,一位研究者正在查看多年来教科文组织所作的相关工作,这包括1947年Hylean Amazon 项目的发起,五十年代早期本组织在干旱气候带的开创性工作,以及1964年倡导,1965年发起的国际水文十年,推动更好的水管理和水资源开发工作,1968年的生物圈大会则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先驱。

这些将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学到了什么?以下是一些建议:

“思想实验室”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代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功能。从成立之初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实验着各种思想,概念和方法来实现它的目标,将崇高的梦想融入最实际的工作。虽然并不总是成功,但从档案研究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年所产生的惊人创造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须做崇高的事,因为从一开始,在《组织法》的“序言”中设定的目标就非常崇高:全面实施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文化促进发展的重要性,对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遗产的理解,将和平看作是一种行为的和平文化理念,保护文化表达的多样性,把言论自由看作是内在的基本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一直是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中不断发展的。正是在表面对立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本组织形成并不断地发展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实现普世价值,同时也捍卫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但同时,通过它独特的全国委员会,教科文组织俱乐部,联系学校,创建不同的NGO,以及与广泛的私人企业和机构的合作,教科文组织可能是联合国机构中与公民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极有野心的目标和存在理由,但预算却非常有限。当然还有其他的矛盾,而当你研究档案时,最神奇的是这些记录如何反映了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而在有些时候又是如何实现惊人合力的,例如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传播人权的理念;以及这些对立又怎样不时地产生紧张局势,例如有时支持反种族主义和支持独立运动有时会导致与一些国家政府的冲突。

我认为我们实际上可以从档案记录的历史经验中学到很多。尽管一直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我们究竟能学到什么,或者在一个屠杀、隔离、压迫和破坏文化遗产频发的世界中谈论这些经验有什么意义,但还是会有正面的收获。事实证明我们有可能让世界发生明确的改变。《世界版权公约》,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的建立,全世界认同人文、自然遗产和记忆对全人类的价值,认可全民优质教育是发展必备的条件——这些和其它许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功劳。

档案中最有趣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分析并力图理解这些结果是怎么出现的,什么样的机缘与联系的结合使这些活动取得了成功?当然,同样有趣的还有理解失败和缺点:缺失了什么样的动力?哪个利益攸关方感觉被忽略了?有哪些政治的或其他的外部制约发生作用,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研究的结果是,我们更清楚哪些环境和因素使改变成为可能,挑战在哪里,教科文组织什么时候、怎样做才能带来不同,甚至给世界造成小小的改变。

Jens Boel, 丹麦历史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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