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Taran 谈移民:传言与现实

2016-05-09

难民危机,也叫移民危机,自去年以来一直是欧洲媒体、政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其实这个危机更多是理念上——价值观上——的危机,而不是现实中的危机” Patrick Taran 认为,“欧洲的历史上一直就有难民的到来和移民。”例如,今天在鹿特丹或维也纳,大约有50%的人出生在外国或至少父母一方出生在外国。但与传言中难民抢走工作机会、增加地区不安全性相反,“现实是移民扩大了就业,提供新的工作机会,降低犯罪率,为衰落的社区注入活力,而且扩大了国家的产出和增长。”

Patrick Taran全球移民政策协会的会长,正在出席5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召开的"欢迎难民的城市"圆桌会议。

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也门等地的战火让数以百万计的人逃离家园,举世瞩目。2015年,欧洲国家面临着难民数量激增超过一百万的问题。共有1,392,610 人申请进入难民营,比2014年的626,000 人增加了一倍多。

然而,让我们正确看待这个数字。欧洲历史上一直就有难民的到来和移民。城市一直就是大批难民和移民的零地带。过去10年来,欧盟国家的年移民数一直超过3百万;2013年是340万,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新数据。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欧盟以外国家,三分之一是欧盟内部移民。

然而2015年难民的大批到来对各级政府造成格外巨大的压力,欧洲的城市和其他地方被迫快速应对移民和难民带来的各种挑战。解决人权和公共服务义务的挑战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当地政府的肩上,他们必须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住所、食物、健康、教育、水、卫生、公共安全、交通和其他设施,还要提供技能评估和就业服务以帮助难民和其他移民尽快自立。

几乎各级政府的所有部门都要为提供这些服务而努力,但地方政府就强调他们很少能得到国家和国际方面的政策支持。

针对难民和移民的偏见以及排外情绪加剧了地方政府面对的挑战。民粹主义言论鼓动歧视甚至暴力敌对,而恐惧感也笼罩着一些政治人物和政党,新媒体对移民和难民也有负面呈现。正如欧洲城市 所说,很多城市受到两种趋势的影响:一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实施严苛的政策并减少预算,导致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融资资源稀缺;二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些政党把反移民放在了核心议程上。

这些挑战也阻止了城市增强未来活力的机会。根据移民城市, 城市化和全球移民的双重作用给世界各地的城市融入移民的战略提供了行动和试验的丰富机会。很多这些城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成功实现成千上万移民的期望和梦想是分不开的……它们成功,就意味着更强的经济和更有活力的“都市”,而它们失败,将是贫穷、隔离和社会对立。


© UNHCR/M.Henley

在危机的形势下,增强城市活力的机会将很难成为现实。更广泛的视野、支持和分享经验至关重要。在欧洲反种族主义城市联盟(ECCAR) 2015 卡尔斯鲁厄大会上,成员城市表达了用“反种族主义的欢迎文化”处理这一情况的坚定承诺。

欧洲欢迎难民的城市

2016年5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洲欢迎难民城市”倡议将确认相关城市管理,列出立法、政策和实施的途径、并给出实现有效、友好城市治理行动的建议,以落实难民和移民的接纳、融入,并增强社会凝聚力。

首先是实质性的核查欧洲反种族主义城市联盟的加盟城市。迄今为止10个国家的12座城市(人口从22,000到160万不等)已提交了难民和移民情况数据、城市政策与做法、为难民和移民提供的具体服务、并确认挑战和好的经验。大部分报告显示外国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到40%。而Eshe-sur-Alzette (卢森堡)则是超过55%,鹿特丹(荷兰)和维也纳(荷兰)大约有50%的人出生在国外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国外。

大部分城市就难民的到达和融入设立了专门的服务或城市政策和行动部门。巴塞罗那(西班牙)2015年9月发起“难民城市”计划为接收和帮助难民、提供必要服务以及保障他们的权益作好准备;根特(比利时)为社区和公益协调招收新员工,负责宣传和沟通以及为寻求难民庇护所的人提供住房协调;格拉茨(奥地利)专设了由不同部门的人组成的行动组,与地方政府一起协调住房基础设施,邀请难民聚居地附近的市民参加信息活动,并为无陪伴未成年人提供特别方案。卡尔斯鲁厄(德国)设立了特别基金支持志愿者倡议,市长亲自为市民组织了两次大型信息会。鹿特丹实施了“秩序基础”计划,为照料难民提供补助。在瑞典,面对大批无陪伴儿童的到来,马尔默市自2015年秋起加速应急方案解决住房等紧急挑战。乌普萨拉市执行局采纳了涵盖五个方面的全面战略方案:协调活动与资源;住房/膳宿;就学与信息;接待与就业;业余活动与社会接纳。市里还开展了“家庭朋友”倡议,鼓励居民为帮助新来者的社会接纳和融入做出贡献。


Sudanese asyium seeker
© UNHCR/O.Laban-Mattei

主要挑战

对地方政府管理的一个基本挑战是解决新来人口服务、支持和融入的真正需求。新到一个城市和国家的人需要信息和适应。他们无法很快学会当地语言,因而他们需要其他语言的信息。这使得语言和公民指导变得非常重要。

移民和已经安居的人一样需要服务:就学、保健、住房、交通、警方保护、社会安全、母婴支持等等。很多人会尽快工作,包括成年的孩子和获得工作许可的难民。他们需要确认证书、资历、技能适应或再培训、以及就业支持等方面的帮助。

大多数人强调了住房与城市居民计划的重要性:通常移民居住在城市周围拥挤的住房里,这严重影响了他们融入社会和成为真正市民的能力。

除了公共服务以外,地方政府管理层还必须消除歧视,保障敌意环境下的社会凝聚力。暴力事件和针对难民/移民偷走工作机会、增加不安全因素的公开指责并不鲜见。


Migrant's protest in Paris (Photo: JeanneMenjoulet & Cie)

歧视加剧了部分特定团体遭边缘化的问题,也使得他们的生活情况更为堪忧。持续遭拒于就业市场之外、局限于贫民区、缺乏受教育和受培训的机会、缺少警方保护和社区生活中的多重歧视会导致隔离,最终甚至造成社会凝聚力的瓦解。

女性难民和移民所受歧视则是双重的。性别隔离的劳动市场造成了移入国的就业歧视问题,最终导致女性移民和难民受到严重虐待和剥削。反歧视和平等对待的措施是融入政策的必要基础。尊重多元的文化、观点和宗教信仰有助于确保个体尊严和个人能力的认同,而这两点对于公益和社会凝聚力都至关重要。

利害攸关的究竟是什么?

移民改变了全世界社会与社区的族群、人种、文化、语言和宗教组成,然而改变和多样性通常无法自然而然的产生,尤其是当已安居的人口发现公共服务消失、工作变得较不稳定、可负担住房资源变得稀缺、生活支出上涨等情况出现时,在没有明确公共信息和教育的情况下,很容易相信一些片面的政治演说和媒体报导,认为外国移民与失业、犯罪、住房缺乏、医疗保险恶化、通货膨胀、交通壅塞等问题有关。

事实是移民往往能扩大就业机会、降低犯罪率、为衰落的街区注入活力并提高国家产出和增长。

更重要的是移民对于维持21世纪的工作相当关键,超过90%的移民(包括难民)对于就业和经济活动产出都有所贡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13年的统计,当时2亿3200万的外来移民(包括难民)中有1亿5000万积极参与了经济活动,这个数字几乎是全部符合工作年龄的人口数。


Migrant workers at Egyptian-Libyan border
© EU/ECHO

今日移民对于全球劳工市场的活力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外国出生的劳工占西欧国家劳工人口的10%-15%,在瑞士,这一比例是30%,在德国是20%。这一比例在许多欧洲城市中更高,移民促进了这些城市工作人口的年轻化。

举例而言,鹿特丹和维也纳有约50%的居民在外国出生,或父母双方至少有一位在外国出生。德国有20%工作人口出生于外国。2013年,欧盟国家中非欧盟国籍人口的71.4%从事经济活动。此外,卢森堡的非公民就业率比公民更高,在地中海和东欧成员国中也是如此。与常见的传言相反,这些数据显示了欧洲国家移民的高经济参与度。

移民也维持了欧洲农业、建筑业、医疗业、旅馆业、餐饮业、旅游业和其他行业的活力,满足了对技术的需求增长,并推广了创业精神。移民汇款、技术转移、投资和贸易都促进了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事实上,移民不仅对发展至关重要,更是欧洲经济保持活力、甚至生存的重要因素。

预期的更大流动

在15年内,世界上多数国家劳动人口都将严重减少,许多国家已经面临这个问题。有在包括整个欧洲在内的224个国家及政治疆域的122个中,生育率等于甚至低于零人口增长。在未来15年内,德国将失去500万劳动人口,意大利劳动人口将减少近300万,瑞士将需要新增40万工作者。俄罗斯联邦自2000年已失去1000万工作者,情况最严重的是中国劳动力的预期衰减,在未来30年内可能减少1亿劳动人口。在未来几年里,上述国家将因青年就业人口减少而出现离职无人递补的现象。这意味着需求将更加国际化,和最关键经济资源-各层级技术工人的竞争。

全球技术工人危机是个严重的问题,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预测,在2020年全球将缺少8500万个高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將缺少近400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此外在未来5年內还将出现4500百万名技術、职业和科学人才的缺口,目前全球已有许多雇主抱怨有1/3的工作机会无法找到具备合适技能的人来胜任。

供给侧压力

替代劳动力和南北方国家移民带来的压力依然巨大;有些地区在过去五年中这种情况甚至更严峻了。战乱和冲突使数百万人逃离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国,这掩盖了更大的长期人口迁移趋势,尤其是去年,有一百多万难民进入欧洲。

然而,亚非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因素依然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缺少找到体面工作的机会。而同时金融危机和严苛的措施破坏了国家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即使欧洲也未能幸免,这导致在有些国家青年失业率高达50%。新的移民潮,尤其是青年技工的移民潮主要来自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一些城市。

欧洲的城市将面对移民的未来,这给各级管理方带来紧迫、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与机遇将得到有效公正的应对。这样做需要恰当的知识、法律的约束、公共管理优秀原则的介入和有效经验的实施。

Patrick Taran

*  *  * 

P. Taran 是实施研究、政策开发、咨询服务和全球培训的国际专家机构 全球移民政策协会 的会长。在国际移民、难民安置,劳动力迁移,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人权等领域有40年的全职工作经验。他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前高级移民专家(2000-2011),负责非洲、中亚和欧洲的技术合作与咨询服务,以及歧视、移民融入和全球移民人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也是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院全球移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内瓦外交学院的客座教授,还是200多篇论文、讲稿以及数本移民专著的作者,以及新近出版的《IPU-ILO-OHCHR移民、人权与治理议会手册》(201410月)的作者之一。

查阅他在2014年5月14日柏林德-俄论坛上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