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新闻是民主制度能够良好运作的支柱之一。但如果没有财政自主权，其未来将不能得到保证。Re:Baltica（拉托维亚调查性新闻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萨尼塔·乔梅格
我不喜欢把从事调查性新闻报导称为责任或使命的驱使。它是因需求产生的个人选择，要拥有一系列技能以及面对辱骂仍然不动摇的性格。我的同事英格·丝布林格曾经解释说她是因为其祖母才从事这一工作的，因为祖母从不敢用尖锐问题对抗苏维埃当局！
当丝布林格和我就职的《拉脱维亚日报》被它的出版商伯尼尔（瑞典传媒集团）卖给了当地的政治寡头时，我们质问权贵的决心受到了考验。当地寡头们多年来都想让我们报纸闭嘴。这发生在严重经济危机之时，报纸的销售额和读者数下滑，采用网络的方式也为时过晚。
我们这群曾就职于《拉脱维亚日报》（被认为是波罗的海诸国最好的报纸）的记者们，从未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在一个民主国家，为了约束当局，调查性新闻报导是非常必要的。而它的监督作用在独裁政权下也是同样的，在专制国家，参与报导的记者付出的个人代价甚至更高。离开了调查性的新闻工作，我们将不得不以日常新闻、政府付费内容和名人八卦来维持生计。新闻业将不再是看门狗，而是沦为当权者把玩的宠物狗。
为了给我们的改变做准备，丝布林格在美国呆了一年，学习调查性新闻的非营利模式。她回到拉脱维亚创办了Re:Baltica，即波罗的海调查性新闻中心。该中心由一个记者合作社经营，无偿地向主流媒体提供自己的调查结果。这一创意在欧洲相对较新，但到2012年为止，在50多个国家已有了100多家非营利性质的调查性新闻中心。
所有人都预言Re:Baltica会在一年后死亡，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在2017年8月，我们庆祝了我们的六周年。我们得以幸存并繁荣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因为我们能投入大量的艰苦工作并愿意冒险。在一个相对较穷的媒体市场里，国际捐赠是小语种报纸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但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经济收入全靠国际捐赠，那我们就无法持久。在我们的预算中，百分之六十的钱来自补助金，其他的则来自我们的个人收入：教学、咨询、研究和撰写纪录片解说词。我们也接受私人捐赠者和读者的捐赠。我们仍然不确定我们将怎样生存超过一年。
Ghanai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as Aremeyaw Anas, known for his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orruption, preserves his anonymity by concealing his face whenever he appears in public.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是关键。我们也很节约成本——我们选择不在网站和办公地点上花太多的钱。Re:Baltica的工作人员包括两位核心编辑，一位美术编辑和一位会计。然后，我们会根据特定的报道需求雇人，一年能雇用20到30名记者和翻译。而我们的工作是免费服务于所有想报导我们调查性新闻的媒体机构的，因此我们拥有一批忠诚的合作伙伴。他们来自电视台、广播电台、纸媒和网络，同我们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因为这些媒体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的关系，我们的信息被翻倍地报导，影响也成倍扩大。
调查性新闻不只是揭露腐败。我们还参与了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的调查——超过1,150万份金融和法律文件的泄露，曝光了全球的政客、罪犯和流氓行业的名字，还有他们的藏金之地。2016年，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牵头，这一惊人的全球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头条，不仅赢得了普利策奖，还成为一些国家制定新法律的基础。
但是我们大部分工作还是聚焦在拉脱维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上。从长远来看，不平等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从教育体制的缺陷到大型连锁超市员工的低工资，我们的报导覆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的工作并不总是令人向往，为了曝光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我的同事曾卧底到水产加工厂。
我们最新的爆料涉及拉脱维亚的一个金融家，他的名字出现在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中，而且和2017年的法国大选有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也正在波罗的海网上报导一系列揭露假新闻及其来源的文章。
无附加条件
我对调查性新闻的前景并不非常乐观，但是我确信，独裁政权的力量上升会让新闻工作重新变得重要：人们需要区分真相和“替代事实”（也就是谎言），区分真实报道和获取点击量的诱饵新闻。每次当调查性新闻从新闻编辑中消失，非营利性组织就可能会成为主流媒体的可行替代品。
但是当捐赠机构失去兴趣且慈善资金不足时，很多这些非营利组织就会消失，尤其在最需要调查性报导的国家。调查性新闻必须被当作公益事业并享受资金划拨，但这一希望十分渺茫。
热心培训记者、出资召开会议并开展运动的国际组织，必须制定公开、有竞争力的融资机制，将调查性新闻作为公益事业，进行无条件资助。这是调查性新闻生存的唯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