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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保护文化遗产的 历史性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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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5月18日,参加国际和平会议 的各国代表在海牙(荷兰)的豪斯登 堡宫台阶上合影留念。
2017年3月24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第2347号决议。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保护文化遗产的想法从诞生到成熟历时将近一个半世纪,而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已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遗产可以在促进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凯瑟琳 · 菲安康-博孔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装冲突的数量不断增多——先是在中亚(阿富汗),接着又在中东各地(伊拉克和叙利亚)和西非(马里)。冲突导致越来越多的历史遗址遭到恐怖分子团体的破坏,非法贩运文物现象激增。国际社会为积极应对由“伊斯兰国”(ISIS)造成的破坏,制定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法律文书,使得加强对人类文化记忆的保护成为可能。

2017年,国际社会展现出团结一致保护文化遗产的政治决心——联合国安理会第2347号决议正式承认捍卫文化遗产对安全至关重要。

从提出想法到最终形成一项历史性决议,文化财产战时豁免的理念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时间。这标志着一种新的认识到文化在维护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全球意识的形成。

这一进程始于19世纪末。1874年7月27日,15个欧洲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审查《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际协定草案。一个月后,《布鲁塞尔宣言》第八条规定:在战时,“对……历史遗迹、艺术和科学作品任何形式的夺取、毁坏或故意破坏,均应受到主管当局的法律追究。”

25年后的1899年,在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倡议下,各国于荷兰举行国际和平会议,旨在修订这一(从未获得批准的)《布鲁塞尔宣言》,并通过了《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又称1899年《海牙公约》。

《海牙公约》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建立了文化财产豁免原则。根据《海牙公约》第27条(经1907年10月18日第二次海牙会议修订):“在包围和炮击中,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性建筑物,医院……但以其当时未做军事用途为条件。被围困一方有义务以易于识别的、显眼的记号标明该建筑物或场所,并须事前通知敌方。”

30年后,1935年的《关于保护艺术和科学机构及历史纪念物条约》——一项泛美倡议,又名《罗里奇公约》——在序言中提出这样一种理念,即“构成人类文化财富”的文化财产必须“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都得到尊重与保护”。

划时代的公约与法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开展的声 势浩大的“ 努比亚运动”(Nubia Campaign,1960-1980),是建立世界 文化遗产理念的灵感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保护文化遗产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48年,荷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份有关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财产的新国际草案文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起草一项新的国际公约,该公约于1954年在海牙获得通过。

保护和尊重是《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1954年和1999年)的口号。国际上公认“对任何民族文化财产的损害”亦即“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该公约还确保为“将一定数量的准备在武装冲突情况下用以掩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保藏所、纪念物中心和其他极其重要的不可移动文化财产”提供“特别保护”。

1954年同年,埃及决定兴建阿斯旺水坝,这一工程将使上尼罗河谷和众多存在历史逾三千年的努比亚遗迹沉入水下。在埃及和苏丹的要求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努比亚运动”——一项旨在保护这些遗址的国际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遗址保护运动之一,从1960年起一直延续到1980年,这项保护运动一共进行了20年。“努比亚运动”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公约》)和建立《世界遗产名录》的起点。该公约规定将面临严重威胁(包括即将爆发或最近已经爆发的武装冲突)的财产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

正是依据这些法律文书以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才能在2004年判处前南斯拉夫的海军军官米奥德拉格·约基奇(Miodrag Jokić)七年监禁,这是首次对蓄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进行定罪的判决。1991年10月初至12月末,约基奇指挥部下向杜布罗夫尼克古城(Dubrovnik)发射了数百枚迫击炮弹,这座古城于同年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目录》。

这些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致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若干缔约国重新审查1954年《海牙公约》并起草《第二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99年获得通过,其中引入了一项新制度,着重保护极其重要的文化财产。这些文化财产同样应由国家立法保护,并对严重违反这一公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处。上述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包括盗窃、掠夺、毁坏或故意破坏文化财产,尤其是那些受重点保护的文化财产。

最近,马里的“圣战”分子艾哈迈德·法基·迈赫迪 (Ahmad al-Faqi al-Mahdi) 被指控于2012年破坏廷巴克图的10处宗教遗址,当时该地处在“伊斯兰卫士”(Ansar Dine)的控制之下,该武装团伙涉嫌与“基地组织”(AQ)有联系。国际刑事法院于2016年认定迈赫迪犯下战争罪,判处其九年监禁。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在此之前,损毁文化遗址的行为从未被视为战争罪(见第16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解释说:“2012年的破坏事件发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即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确保惩处此类罪行。”该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向武装部队提供详细的地形资料以及重建陵墓。有史以来第一次,保护一国的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范围(第2100号决议)。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力量——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SMA),被委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保护马里的文化和历史遗址免遭攻击”的任务。

 


贝尔神庙(Temple of Bel)的前后对比 照片,该神庙是叙利亚巴尔米拉最具 标志性的遗址之一,201 5 年8 月被“伊 斯兰国”摧毁。

2015年——转折点

2015年是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变化的真正转折点。该年二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约50个国家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199号决议(见第13页)。该决议禁止交易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文化财产。伊琳娜·博科娃当时指出:“该决议承认文化遗产目前处在冲突的前线,而且应当被置于应对危机的安全和政治方案的 前沿。”

一个月之后在伊拉克巴格达,出于对“软实力”有效性的坚定信念,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为遗产而团结”运动,这项全球运动将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弘扬和保护世界各地的文化 遗产。

 2015年9月1日,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公开了一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摧毁了巴尔米拉的贝尔神庙。叙利亚的这座世界遗址景点的主建筑已经不复存在!随后不久,意大利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成立“文化蓝盔”部队的想法。2016年2月,意大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协定,创建了全世界首支由文职专家和意大利宪兵组成的文化紧急任务工作队。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法国联合举办了有关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会议。2016年12月,4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阿布扎比,重申其“保护所有民族的濒危文化遗址,打击损毁和非法贩运文化遗产的共同决心”,同时忆及1899年以来的一系列公约,“要求我们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人类生命,以及文化财产”。

在伊琳娜·博科娃看来,“新的文化图景”正在建立,“新的全球意识”正在形成,随之而来的还有“为和平与安全目的保护文化的新办法”。她的想法很快得到确认,2017年3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2347号 决议。

该决议的正文中包括阿布扎比国际会议的两个主要运作成果——设立国际基金和组建濒危文化财产安全保藏所网络。该决议还突出强调了贩运文化财产与资助恐怖主义集团之间的联系,以及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

联合国出台的这项决议,涵盖了文化遗产面临的所有威胁,并且没有作出任何地理上的限制,也无论肇事者是否为已列入联合国名单的恐怖团体或隶属于其他的武装团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凯瑟琳·菲安康-博孔加(瑞士-刚果民主共和国) 

出生于日内瓦,父亲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母亲来自比利时。她目前为瑞士Klvin Mag杂志的主编,同时也是设在日内瓦的法国24电视台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