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来变革的创新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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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是国际社会实现战略目标的最佳途径。通过对话和新思维,这个包容性的伙伴平台不仅有助于达成现有目标,也能有效面对未来挑战。
习拉兹·西德瓦 Shiraz Sidhva
在2017年1月全球商业领袖云集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最时尚的配饰莫过于几乎随处可见的佩戴在西装翻领上的环形胸针—代表着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颜色。这些企业领袖将增加收益和销售量这类的短期目标抛诸脑后,共同谋求如何运用他们的优势地位和企业力量去应对气候变化、根除贫穷、推广全民教育、赋权于女性和阻止疾病扩散。
几十年来,私营部门一直与发展机构保持距离,直到2015年受联合国之邀与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科学界和公民社会携手,共同推动宏大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有包容性的群体合作契约。若非通过每个部门各司其职,便难以达成可持续、和平、繁荣的终极目标。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7所说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福祉的大幅改善
在达沃斯以“为和平而合作:从根源解决全球危机”为题的特别会议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为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我们不仅需要鼓励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和学术界,更要鼓励商业企业去践行这些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及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并通过缔造新型伙伴关系将这些协议付诸实施,以应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冲突与事件。
古特雷斯秘书长继续谈到,根据近期统计,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或能创造每年高达300亿美元的投资回报,他补充说,这些新型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大幅提升全民福祉”。
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于2017年2月28日宣誓就职联合国副秘书长几个小时候后,在发表的演说中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在资金投入和伙伴关系上采取更为大胆的方法”,若不能保证各方全都参与其中,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她敦促各国重新考虑在这些问题上的组织体系和方法。
她说,要想帮助其成员国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计划议程,联合国需要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她表示,“我们必须在建立伙伴关系和资金投入的方法上设法去创新甚至变革,并从长计议。”

纳入企业界
保罗·波尔曼自2009年开始担任英国和荷兰跨国企业联合利华(Unilever)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世界上不断增长的企业领导团队的最佳典范。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倡导私营企业积极参与到解决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问题的行动中来,找到重大挑战的解决方案。
当波尔曼面对股东时,他有关气候变迁的发言充满了说服力,他说,“我们已经超了1度,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大自然妈妈正在不断地给我们送来账单。”。
而面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时,他的语调又显得积极乐观。他说,“我们有可能成为在十五年内解决贫困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第一代人”。当他接下来说“我总自称是全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的代表”时,全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样的发言显得不同寻常,但波尔曼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去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将他纳入由卓越名人组成的团体,“运用他们的身份和领导力”去推动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4年代表联合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基金,旨在促进公共和私人机构为了发展而协力合作。与私营企业相关的战略包含两个目标:在一开始就整合本领域各项计划的相关业务,并创建一个全球企业顾问委员会。
迈向结盟的路线图
可持续发展计划(SDG)基金的私营企业顾问团队由来自世界各地各行业知名企业的领导组成。该团队帮助这项基金“制定促进公私部门结盟的路线图,通过大规模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除了在开发商业模式方面提供帮助,顾问团队也亲自与公共和私人企业的股东们对话、倡导理念、提升意识、提供专家顾问服务,并与学术界合作提出新的联合解决方案。
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PPPs),相关企业亦开始赢得在谈判桌上的发言权。举例而言,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是一个全球性的由企业领袖组成的机构,有超过200家会员企业(总营业额达8.5万亿美元,员工总数达1900万)和70个商业委员会。他们致力开发高效的商业解决方案,以应对最棘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除了波尔曼,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执行主席安娜·博丁女士作为唯一的女性也位列该理事会由15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彼得·巴克表示:“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所须动用的资金达5万亿到7万亿美元......,企业在投资和科技发展与创新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当然,更不用说,它们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引擎。”按照巴克的说法,可持续发展计划(SDGs)“对任何一位致力于实现17项大目标及169项小目标的企业领袖来说,都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为了帮助企业找到正确的方向,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已经开始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合作,并形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行动指南”。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帮助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评估并宣传他们对气候变化、人权、贪污腐败等方面的影响。上述“指南”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提供指导并能评估所产生的影响。作为“指南”的补充,还开发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中枢”,巴克解释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平台,用以展现真知灼见、新兴工具和资源。”
不可能的盟友
从联合利华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集团参与可持续发展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已经见到了成效。斯图尔特投资公司(Stewart Investors)的投资分析师杰克·尼尔森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与小型农户建立的积极伙伴关系已能有效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适应力。”
2017年3月在德国波恩举办了第一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创意节,与会者加拿大籍医师阿拉·穆拉比特强调应在“不可能的盟友”间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计划,携手推动对全人类有益的全球发展目标。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利比亚女性之声”的创始人。
2030计划呼吁建立革新且创新的全球伙伴关系,而世界银行早在三十年前就致力推动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也就是公共和私人主体间的契约式合作。这通常被用于填补公共基础建设项目的财务缺口。“可持续发展公共策略(PS4SD)”组织创始人和研究员路易斯·梅乐曼和夫人英格博格·尼斯特里表示:“有必要从公私伙伴关系(PPP)转型为ABC,即政府部门(administration)、企业(business)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享有平等的伙伴关系。”
路易斯·梅乐曼强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伙伴关系,需要公民社会积极且有效的参与。”他又说,“在ABC伙伴关系中,三方都需重新调整各自的目标方向。就政府伙伴而言,他们应设法与社会伙伴合作实现具体目标,并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要达到降低成本和减少政府工作人员的目的。就商业伙伴而言,企业社会责任(RSE)除了创造附加值外,更应成为其综合的发展目标。梅乐曼总结道,“只是简单地将公民社会纳入公私伙伴关系是不够的,就像你可以给汽车装上翅膀但不能保证它就能飞—它还是辆汽车。”
方法转变势在必行
公私伙伴关系(PPPs)的批评者警告说,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在2030计划的框架下并不可行,必须加入第4个P代表民众优先(People-first)。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下面的国际PPP英才中心大力倡导民众优先的公私伙伴关系,开启与股东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同时增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实力,以顺利实现各项计划。这些计划除了在经济方面具可行性,也可对经济转型发挥影响力。
孟加拉裔澳大利亚籍学者乔杜利(Anis Chowdhury)坚称:“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修补基础建设项目巨额投资缺口的仙丹妙药。”他曾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担任多方利益相关者事务负责人,同时也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门研究论文《公私伙伴关系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方法与目标是否相符?》的共同作者。
乔杜利说,“要确保公私伙伴关系可以有效提供各种重要服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各国具有开发、管理和评价公私伙伴关系的制度保障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资金来源而言。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需要国际社会在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给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