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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古兰经》——文本与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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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ret Hats (2011), a series of photographs by Italian-born multimedia artist Maïmouna Guerresi, who converted to Islam after living in Senegal.
© Maïmouna Guerresi
当穆斯林看到恐怖组织以自己并不认同的伊斯兰的名义行动时,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更有力的回应 ?马哈茂德·侯赛因通过分析《古兰经》永恒不可违背这一前提条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马哈茂德·侯赛因(Mahmoud Hussein)

伊斯兰国倒行逆施的野蛮暴行和它以伊斯兰的名义发表的言论让大部分穆斯林感到惊骇,绝大多数穆斯林无法认同他们所说的这种伊斯兰教。然而,尽管他们在道德和人文层面谴责伊斯兰国,但在神学层面却难以正面反击。他们只是倾向于批评这个组织存在于伊斯兰教之外,声明伊斯兰国的言论不代表穆斯林,以此划清和它们之间的界线。

     但是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伊斯兰国确实声称自己起源于伊斯兰教,而且明确地引证了《古兰经》和圣训[1]。要驳斥他们的言论,首先必须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伊斯兰教并不只有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眼下,伊斯兰教一直就有着不同的、相互背离的表现形式,有些甚至截然相反、相互敌对。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出伊斯兰国是怎样推广了一种特殊的愿景,它不是试图赢得别人的支持,而是制造恐怖;它不是试图使人皈依,而是去唤醒人类最原始、最血腥的本能。伊斯兰国歪曲了《古兰经》和圣训的真相。

    伊斯兰国应当在两个层面受到谴责。一方面,它从原始经文中断章取义,根据自己反人道主义的需要重新编排这些只言片语;另一方面,它把经文中那些适应七世纪阿拉伯世界状况的部分诠释为绝对、永恒的训诫。伊斯兰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神化女人对男人的臣服,并为奴隶制辩护的。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永远污名化所有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而那些污名其实只是在冲突的背景下、在一个与我们的时代已毫无关系的年代里针对某些特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做出的评判。

恢复自由意志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世俗化的穆斯林虽然对伊斯兰国持有同样反感的态度,却又不大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呢?因为要这样做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激进的观点。他们需要明确地接受一个事实:神启既是永恒的教诲,又是受环境制约的法规。换句话说,他们将不得不质疑《古兰经》的永恒不可违背性。

这种永恒性是建立在乍看上去无可辩驳的逻辑之上的:«古兰经» 记录的是真主的话语,而真主是绝对不会犯错的,所以«古兰经» 中的所有经文肯定理所当然是永恒的、普遍的。于是当很多穆斯林看到那些只适用于七世纪阿拉伯世界、已明显与我们今天的道德要求不相符的经文时,就会产生一种良知上的危机。

然而这种危机其实只是杞人忧天,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背叛 «古兰经» 的核心真理的前提下驳斥这种永恒不可违背性的教条。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只有背弃了这种盲目的教条主义才能找到《古兰经》最根本的真理。因为这个教条并不是出自«古兰经»本身,而是九世纪时才附加给«古兰经»的一个思想前提—— 就是认为真主的话语等同于真主,具有和真主一样的神性,并且也和真主一样是永恒的。

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完全违背了«古兰经»的教义。在«古兰经»里,真主和真主的话语并不具备同样的地位。真主是超越时间的,但是真主的话语却是受时间限制的。真主的话语体现了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精神与世俗的相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古兰经》作为一个时时处处都要一字不差地永远遵守的清规戒律。

但是如果这一教条与《古兰经》的本意相违背,那它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被穆斯林世界所接受呢?这其实是九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发生的一个长期斗争的结果。

那个时代各类大胆的思想流派并存,穆尔太齐赖派的神学家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与绝对的神权并不矛盾:真主赋予人类理性判断的能力和创造力,也叫“qudra”(全能),籍此人类可以自由行动。法拉斯法(哲学家)派则形成了另一个理性学派,他们置身于神学领域之外,遵循希腊的哲学传统,希望包容一切领域的知识。

但后来,无论穆尔太齐赖派还是法拉斯法派都遭遇了一股日益强大的保守思潮的挑战:传统的守护者,法学家和神学家们在各自的领域下定决心要消灭自由意志,坚称它挑战了真主的全知全能。两股思潮的决战体现在如何看待《古兰经》经文的性质上。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古兰经》是真主“创造”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真主,而是真主在创世时的某一刻形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它有时间维度,给人留下了一定的解读余地。而反对派则认为,《古兰经》是“非创造”的。换句话说,它与真主是同质的,和真主一样是永恒的。因此,沉浸在《古兰经》中、通过不断反复吟诵经文吸纳《古兰经》的神性远比理解《古兰经》更重要。这样一来,经文就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可捉摸的真理,于是也就有了《古兰经》永恒不可违背的理念。

永恒不可违背的论点最终在这场思想冲突中胜出,于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自由意志的思想从伊斯兰的土地上败退下来,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再次出现。

在杰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改革派的思潮在启蒙运动精神的启发下,利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开始质疑神圣不可违背性这一教条。这一运动并没有质疑神启的神圣起源,而是开始审视早期神启出现的历史真实性。

这样一来,改革派与教条捍卫者之间就有了矛盾,后者指责前者所使用的方法论工具,即人文及社会科学中普遍应用的批判性推理,不具备合法性。教条捍卫者们断言,任何认为《古兰经》的神启与真主的永恒意愿不完全符合,设想神启可能与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的想法,都是非信徒的谬论。这种谬论是从外部看待神性的,证据就是这种观点的论据来自渎神的、与伊斯兰教无关的学科。

探寻九世纪的记录

现在我们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能不能摆脱这一指责呢? 我们能不能不借助世俗科学、而完全依赖那些就连最死板的教条捍卫者也无可辩驳的宗教文本来证明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必要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能够用于这种诠释的宗教文本确实存在, 而且一直就有。这些宗教文本是应伊斯兰教创立后第一个世纪里古兰经学校的急切需求而出现的。当时的学者们需要审视神启出现的背景才能解读许多晦涩难懂的经文。

他们开始着手应对这一挑战,回溯到所有与神启产生时相关信息的本源——先知的同伴留下的证词。大部分的追随者当时对先知向他们口述的经文并不完全理解,于是他们就会独自或结伴去向先知请教,而先知也会向他们解释、评论或举例讲解不同的经文。先知离世后,向不断壮大的信众传播先知所言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同伴身上,而这些同伴所说的话中已经加进了他们自己关于得知经文的时间和地点的记忆。

当最后一批先知的同伴离世后,人们开始搜集他们的这些证言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到八、九世纪之交,出现了署名穆罕默德·伊本·易斯哈格(Muhammad Ibn Is’haq)的一部最早的汇编,题为《穆罕默德先知生平》(Al-Sîra al-nabawîyya)。此后陆续还出现了一些汇编,最著名的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四位记录者的著作:瓦基里(al-Wâqidî)的《征战史》(Kitâb al-Maghâzî )、伊本·赛阿德(Muhammad Ibn Sa‘d)的《先知同伴大事记》(Kitâb al-Tabaqât al-Kabîr)、泰伯里 (al-Tabarî,839-923)的《历代先知和帝王史》(Kitâb al-Rusul wal-Mulûk )、和拜拉祖里(al-Balâdhurî)的《贵族谱系》(Kitâb Ansâb al-Ashrâf  )。

这些记录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们向我们讲述了先知的生平,主要事件基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述的。正因为有了这些记录,我们才大致掌握了神启降临的时间顺序,可以把数百篇彼此相关的经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把每篇经文置于适当的语境中。

结合这些记录来读 «古兰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古兰经 »中没有任何地方允许将真主和真主的话语混为一谈,也从来没有允许由真主的永恒推演出真主话语的永恒。把«古兰经»文本置于其历史语境中阅读,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在«古兰经»里,真主的话语是通过反映七世纪阿拉伯世界所存在问题的语言、文化和思考方式呈现的;二、在«古兰经»中,真主的话语并不是独白,而是以天地之间交流的形式呈现的,真主通过先知与第一批穆斯林信徒进行着真实的对话;三,真主的所有话语分量并不完全相同,«古兰经»阐释了不同层次的真理,一些是绝对的,另一些是相对的;一些是永恒的,另一些是依情况而定的。

事实的确如此,有时真主甚至会用一些真理来取代其它真理,谕示用后来启示的经文废除此前的某些经文。废除的原则在经文中是这样表达的:“除非有更好的或类似的经文可以替代,否则我们不会废除一篇经文,或让它从记忆中消失。”(第二章,106)

所以,由此看来,时间的概念在«古兰经»中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只有时间才能恢复真主的全部力量。正是因为真主会随时介入,所以他才会给出与不同情况相关的相对真理。随着情况的变化,相对真理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如果真主说了两件互相矛盾的事,那是因为真理在此期间发生了变化。真主在他说话的那一刻总是正确的,要理解真主的相对真理,我们就需要把每一条真理与它出现时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绝对的维度,就不可能有一篇经文比另一篇“更好”。在绝对维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同等的,没有比较的可能性。如果一篇经文比另一篇“更好”,那么这两篇经文就肯定都存在于相对的维度中,而也只有在它们与不同情况相关,或者说与时间变化相关的前提下,才有两篇经文都正确的可能性。

因此,«古兰经»中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有“以前”也有“以后”,甚至有一个时间取代另一个时间的时候——于是就有了真实的时间维度。所以结论非常明显:真主的话语不能等同于真主本人,话语不能被看作是真主的神性本质。我们不能,千万不能,在读«古兰经» 时把它的每篇经文都当作真主神性的化身,甚至连最细微的差异都是对真主的背叛。

一旦将真主的话语与真主区分开来,一旦看到真主的话语具有人类固有的时效性,«古兰经» 永恒不可违背性的假定也就不再成立。这个假定不仅不能反映«古兰经»的真理性,甚至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因此, «古兰经» 本身就要求信徒理性思考,运用自由意志,自己分辨决断哪些经文应当遵守,哪些已经不再相关。

这样一来,«古兰经»对信徒而言也就不再是一整套随时随地必须追循的训诫和禁令。它再次成为被先知和他的同伴们二十二年中所奉的《古兰经》:一个重塑世界的开放话语;一个要求人们负责任的思考和行动的呼吁;一个赐予每一个人的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真主之路的机会。

马哈茂德·侯赛因

于1988至1998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编辑的法籍埃及作家巴赫贾特·埃尔纳迪(Bahgat Elnadi)和阿德尔·里法特(Adel Rifaat)以马哈茂德·侯赛因(Mahmoud Hussein)为化名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包括《生平》(Al-Sîra,2005)、《思考古兰经》(Penser le Coran,2009)、《古兰经不说的话》(Ce que le Coran ne dit pas,2013)、《面对伊斯兰国挑战的穆斯林》(Les musulmans au défi de Daech,2016)、《尼罗河叛乱:另类埃及现代史》(Les révoltés du Nil: Une autre histoire de l'Egypte modern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