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达·约纳什(以色列) 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魏茨科学研究所博士,现任该研究所海伦和米尔顿·A.基梅尔曼生物分子结构和装配中心主任。她荣获众多国际荣誉和奖项,除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与万卡特拉曼·拉玛克里斯南和托马斯·A.斯泰茨一起荣获该奖),还获得以色列奖(2002年)、沃尔夫奖(2007年)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2008年)。

以色列结晶学家阿达·约纳什(Ada E. Yonath),2008年荣获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与科学奖,继而又于2009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以褒奖她开创性发现核糖体(细胞内的蛋白质合成器)的结构和功能。此外,她的研究也一直是理解抗生素如何起作用的关键。在这次非正式采访中,约纳什谈到了自己的人生,也详细阐述了她最喜爱的两个专题——把科学的乐趣传达给年轻人和鼓励医药公司研发更好的新型抗生素。
凯茜·诺兰 担任采访
您何时开始对科学感兴趣的?
我总是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五岁时我做了一个实验,可谓是我的早年实验了,它最终以一场事故告终。我想测量我家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当时,我们非常穷,住在耶路撒冷一个三家共住的四室公寓中。我走到阳台上,把家具摞起来,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但仍然够不到天花板。我试着爬到最上面,却摔了下去,落进后院,摔折了胳膊。所幸的是,我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我的科学雄心未灭。
您曾说过您的父母总是鼓励您学习,但您的早年生活其实是十分困窘的。
在校或在家学习从来不是难事,困难出自我们窘迫的经济境况。我有一个秘诀,那就是我的记忆力极好。我是说当时,不是现在!我是个很优秀的学生,但是生存很艰难。我的父亲经营了一间很小的杂货店。我11岁时,父亲去世,我有个小妹妹,我们的收入很少,所以我不得不工作。我做过的工作有千万种——擦地板、洗盘子、辅导年幼的孩子、做临时保姆,等等。中学有一个化学实验室,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它。在实验室里我可以偷偷做自己的实验!我常常早晨5:30起床,6点给我的第一个学生上课,我教数学和化学。我的白天很长,睡眠时间很少,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什么。
您认为这些磨难有让您更加坚强吗?
也许吧。我因为从事其他科学家认为不可能的项目,多年被称为疯子,可我并不介意。我关心的是看到我们的工作有进展的迹象,而不是说服其他认为“没戏”的科学家。对我来说,成为科学家就是过奢侈生活——我可以问我感兴趣的种种问题,如“细胞内的蛋白质是如何制成的”,并且因此拿到一份薪水,这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您对如今不想研读科学的年轻人有什么话要说?
我一有时间,就到以色列、西班牙、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世界各地,与中学生座谈。我告诉他们,对我来说,看到核糖体的第一个结构是无与伦比的经历!我也告诉他们,当科学家是一件快乐的事,趣味无穷。你可以提出你真正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努力回答它们。你若能说服供资机构相信你的问题很重要,他们就会出钱让你来解答问题。
我常常把科学挑战比作攀登珠穆朗玛峰。登临巅顶极好,但攀登也是一场冒险。
我第一次弄清核糖体的工作原理时,内在的欢乐真是难以言说,甚至比得了诺贝尔奖都让人快乐!此外,曾叫我疯子、蠢才或梦想家的人成了我的支持者,这也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也是普通人,喜欢得到承认的感觉。
荣获诺贝尔奖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现在我可以为年轻人做些事情了。在我得奖前,特拉维夫市做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很少有年轻人说他们会选择学习科学。在诺贝尔颁奖典礼后第二天,一场类似的街头民意测验显示,对科学感兴趣的人数已经上升了40%,即使这些年轻人中只有10%从事科学,我也会觉得我做了好事。
身为女性是否让您的道路更加难走?
我不是男性,所以无法作比较。不过,我可以说,在我的整个科学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感到任何性别歧视。
迄今,仅有四名女性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您认为情况为何是这样?
获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女性很多,我不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排斥女性,他们曾经两度把奖颁给玛丽·居里(Marie Curie)。
女性科学家少,是因为社会不鼓励女性做科学家,甚至在那些被认为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也不鼓励。像“不要太聪明,不然你永远找不到丈夫”或“别选择高要求的职业,不然你的家庭生活就会不和谐”之类的话,常挂在人们嘴边。这些话在有些社会中讲得很直接,在有些社会则讲得较委婉。政治、艺术,任何要求很高的专业,都是一样的。在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聪明。
学习科学的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人数,一开始平分秋色,各占百分之五十, 但后来就发生了改变。有些女生可能更优秀,但她们常常到别人的实验室去工作,要么是因为她们想减少工作压力,因此成为主要研究人员的动力也就没有那么充足;要么是因为她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
我们能为改变女性的心态做些什么呢?
不仅是女性,社会也必须改变观点。改变之道就是教育。这很难,不可能明天就实现。我在学校演讲时,即使这些年轻人本人最终没有学习科学,但等他们有了自己的子女,情况就会不同。
科学家的家庭生活和实验室生活可以同时都过得很有价值。我的孙女叫我“年度奶奶”——一位好奶奶同时也是一位好科学家!这些话如果被一个15岁的女孩听到,是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五年后,在大学里,她也许会选择学习科学。
您做这些选择时难道就不需作出牺牲吗?
当然有牺牲。科学对人的要求很高,对男女都是如此。这是优先顺序的问题。我没有僵化的规矩,每天遇到事情就把它们做好。我做我喜欢的工作,也有我热爱的家庭。重要的是同时热爱生活的这两个方面。
英国结晶学家凯瑟琳·朗斯代尔(Kathleen Lonsdale,1903—1971年)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她休假10年抚育了3个孩子。20世纪30年代,在计算机和网络出现之前,她在家中工作,记录下了结晶学的整个数学背景。她撰写了三本著作,我们如今仍在使用。
成为优秀的科学家需要什么品质?
首先,是好奇心。其次,是好奇心。第三,还是好奇心!
另外,必须喜欢而不是害怕挑战。也必须有批判精神,要知道你在做的事是否重要、精确,并且新颖独创。
您必须要竞争吗?
在科学方面,可能不用竞争。比如说,我们1980年开始研究核糖体的结构,六个月之后,我们找到了结晶的第一个迹象;四年后,我们发现了第一种可能性。又过两年,我们发现,结晶经受不住X射线照射(衍射测量常用的方法)。
这促使我们确立对生命科学的最大贡献,即冷冻生命结晶学。自始至终,我们都将我们所做的工作准确公布。
1986年,我遇到一个长期以来嘲笑我的科学家。他说:“我们能够重复你的实验。”自我们开始研究,至那时,已经过去16年。我差点亲吻他!人们不能再称我为骗子了。可他的看法不同:“你为何要公布得那么准确呢?你就不怕有人会窃取吗?”我回答:“重要的是结果,我要准确地予以公布。”竞争不是我的强项。
您认为男性更有竞争力吗?
我不知道,我想人各不同。我谈论挑战时,并不是说要想方设法胜过别人,只是尽我最大努力解决问题,并向研究的目标挺进。
这也是我给孩子们的建议:不要比较。另外,找到你最喜欢做的事,可能是学习经济学,或者是吹笛子,不论你喜欢的是什么,你都要竭尽所能。
您不担心抗生素耐药性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吗?
我非常担心抗生素引起的抗药性。不服用抗生素,就不会有抗药性,但可能死于简单的感染。我们需要研发新一代更好的抗生素,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检查病原菌的核糖体结构时,我们查明一种新型的抗生素结合位点,它们能够抑制细胞内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至今,这些位点都尚未被任何已知的抗生素所利用。因此,我们预计抗药性发展缓慢。另外,这些都是病原菌特有的,所以,对微生物群系或住在人体内的“好细菌”,我们预计其损害极小或没有损害。而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新位点的化学特性设计完全可能降解的抗生素,从而保护环境,避免其承受目前出售的抗生素非降解核带来的生态负担。简而言之,我们运用多学科研究法以期优化下一代抗生素,即大幅度减轻抗药性,同时确保最大选择性、最佳药力、最小毒性和适当的可降解性。
虽然公认抗生素利润较少,但我们确实希望,公司能理解抗药性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把握住可以急剧降低抗药性的新方案。
您目前在做什么?
我仍然在实验室工作,做两件事——研发下一代抗生素和理解生命的起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谨以此文献给2月11日妇女和女童参与科学国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