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才流失：可有化解之策？

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预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移民（此处指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可能会从2013年的700万人增至2050年的3400万人，”此外，“受过教育的年轻工人的移民给人力资本本就稀缺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吕克·恩戈韦

        “人才流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世界经济展望（2016）》（2016年10月）中这样写道。“受过教育的年轻工人的移民给人力资本本就稀缺的地区带来巨大损失。在受教育的人中，移民集中程度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高技能工人的移民招致高昂的社会成本，具体证据就是马拉维和津巴布韦医生和护士的离去，这可能意味着超出了纯粹经济损失的福利损失。”

        这种情况并不新鲜。非洲人才流失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的暂时移民

        20世纪60年代，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反映出他们需要培养自己的精英。在某些国家，学生常在国外，主要是在前殖民国家和苏联，接受培训。他们拿着国家的奖学金，国家自然期望他们回国，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例如，喀麦隆要求所有拿奖学金的学生签订一份十年协议。与此同时，原苏联集团的成员国则要求非洲学生一完成学业就离开。并且还用其他手段，如增加他们找工作的困难、为本国国民保留工作岗位、歧视、降低任命等，促使非洲学生离开东道国。与此同时，新独立的国家为其毕业生提供诱人的就业前景——再度唤起他们争取自立的热情，利用“你的国家需要你！”之类的赞赏性标语让他们感到祖国需要他们。

        在独立后的20年里，非洲人才流失遵循着移民运动不断扩大的路数，其主要特点是，移民是暂时的，至少就打算而言是暂时的。

        20世纪80年代，在多数非洲国家中，这种独立的欣悦不再，幻想破灭，脱离贫困的诺言没有兑现。在一系列先后自施的“瘦身饮食”中，国家机关急剧削减公共部门的招聘。共同利益项目的理想开始黯然失色，徒劳无益之感油然而生。在非洲和其他地方，获得文凭的意义变了，而“就业能力”成了教育政策的口号。学生更多地转向能够让他们获得在世界就业市场上“畅销”技能的课程。

游学欧洲的非洲学生发现，一旦完 成学业，就很难重返祖国。”洛夫 兰·恩盖察（Loveline Nguetsa）说。 她则不然，她想在获得电子学学位和 自动化硕士学位后，就返回喀麦隆。

为生活而移民

        不过，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技术人才的移民并无不悦，因为在更新本国的劳动力面临重重问题时，他们都在争揽人才。人口不断老龄化的预测和某些限制学生名额数量的政策，如法国医学学生人员录取最高限额，都迫使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外国的人力。他们采取了选择性移民政策，努力使移民的技能组合与其经济的需要相匹配。法国面临着医生匮乏问题，所以欢迎外国医生，而德国则吸引掌握了其工业所需技能的外国人。

        专业领域，特别是卫生、计算机、金融和技术领域，开创了国际流动扩大的先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逐渐打开了国家就业市场，同时也鼓励世界各地的课程和文凭更加标准化。

        不过，虽然非洲国家是从后门进入这种全球化的，他们在全球化方面并非总是有发言权的，但个人的情况并非如此。个人有时候从个人教育项目、专业前景及为他们提供的其他机遇（消费、旅行等）中受益。然而，这些机会可能会符合个人发展目标，但未必与某些非洲国家的发展目标、导向和优先目标一致。

        虽说如此，但除了北方国家的人口趋势和全球化之外，非洲国家的内部政策也是把非洲移民从暂时变为长久的因素。这指的是实际上没有回国可能或打算的移民，并且正如我们所见，也不只是因为经济因素（工作、薪金、工作条件）或政策（迫害、不安全）。这种移民是为了人生前景。

大迁移中的人才流失

        如今，非洲国家似乎发现无法阻止人才流失。只要政府不解决移居出境的根本问题，不惜代价的遣返策略就不会有成效，而且也没有优先考虑留住正在逃离的人才。

        有一种变通办法，纵然不是解决办法，就是利用大迁移的智力人才到非洲大学教课。在无可避免的全球化时代，此种技能的循环传播会为非洲国家开辟新的前景。

        原籍国和有非洲移民的国家之间建立大学和科学网络，至今已经有数年了。例如，喀麦隆有群山大学，它与法国的第戎大学医院和巴黎第十三大学建立了关系，也与意大利的乌迪内大学和米兰的Monzino心脏病学中心建立了关系。摩洛哥正通过国家计划吸引其移民社群参与，如国外摩洛哥能力国际论坛，它支持国家研究与技术倡议。2009年，拉巴特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科研中心）与不少国外机构，特别是法国摩洛哥计算机科学家协会及德国的摩洛哥-德国技能网络（摩德技网），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卫生领域将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已经定居比利时的喀麦隆药剂师与杜阿拉大学合力提供药物学入门课程。自2010年以来，比利时喀麦隆医生协会（MedCamBel）已经组织了专业会议，也为喀麦隆人组织了公共宣传、预防和提高认识的运动。

循环式移民，一种新趋势

        与此同时，北方某些国家正在鼓励“循环流动”或短期移民，这样就能使外国人在回到其原籍前，可以有几年的时间工作并专门从事其职业。支持这种循环移民的有德国一体化与移民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其三赢计划下）和德国联邦就业局 。

        循环移民通过技能和知识转让，造福于原籍国和东道国。我们不应当忘记所有这些倡议的主体——他们正在实践中学习，建立了可能确实有用的职业联系，在逗留国外期间可以挣得一份更好的生活，然后，有朝一日，他们把这一切投入原籍国的经济中。

        东道国和原籍国之间类似互利做法通行于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得到这些海外机构的支持，与上述国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有联系的非洲大学正在试验一项与其原籍国合作的计划。2010年，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1999—2004年期间任职），在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创建了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2016年，奥斯曼·凯恩（Ousmane Kane），美国哈佛神学院当代伊斯兰宗教与社会教授，启动了其故国塞内加尔学生的学术交流计划。还有一长串的非洲研究人员与学者，他们正在通过教学研究计划及合作出版项目，帮助原籍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重获新生。

        非洲移民群体融入全球技能市场为他们提供了些许保证，保证他们仍然具有竞争力，从而不会因为留在工作条件差且存在阻碍事业成功环境的原籍国，而导致技能僵化。对讲师、研究员、卫生专业人士，还有信息技术、电信、金融和生物技术等最近所谓的前沿职业来讲，尤其如此。

        基金组织的报告已经指出，非洲移民群体网络“也可以提供严格的专业发展与领导能力培训方案。外移移民群体网络利用其技能、人脉、专门技能及对全球机会和地方习俗的深刻洞察，双管齐下，就可以帮助强化祖国的商业环境，提高效率，并拓展进入新市场”。

        当我们努力把人才流失转变成人才循环时，就可能助力于新型合作和非洲国家的崭新发展模式， 并且促进国际社会化进程，产生新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