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英籍苏丹裔电视名人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洲通史》改编成BBC的一个九集系列节目，让成千上万的人进入了这个宝库。她把这个节目称为自己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节目”。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专门面向年轻人和非洲人，系统地探索了从史前时期到现代的非洲历史。杰伊纳布·巴达维除详细介绍制作这部开创性系列片所投入的精力之外，还讨论了在媒体中继续存在的两性等级制度问题，以及职业女性在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时遭遇的各种困难。
雅斯米娜·萨波瓦担任采访
2017年7月和8月，BBC世界新闻电视频道播出了您制作的《非洲通史》九集系列节目，是什么启发您制作了这个节目？
非洲拥有悠久、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然而人们对这段历史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非洲历史内容往往是歪曲且不全面的，这始终困扰着我。几年前，我发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非洲通史》，这令我十分高兴。这本书记述了从开天辟地到现代时期的非洲历史，长达数千页，主要由非洲学者撰写。不过，我只是依稀听说过这部著作。
我突然意识到《非洲通史》肯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守最佳的秘密之一！而我这个项目就是由此开始的。
我从事媒体行业二十五余年，做过各类工作，不过我可以坦诚地说，甚至可以起誓，这个项目是迄今我参与过的最令人兴奋、最有意思、最有价值的项目。
它既是一个遗产项目，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项目，因为在广播电视的历史上，我们以前从未系统地看待从史前到现代的非洲历史，我希望，将历史讲述得扣人心弦，特别是面向年轻人、面向非洲人。我非常希望他们观看这个节目以后，不论他们来自非洲的哪个地区，都会非常清楚地了解非洲大陆是多么的神奇。
您打算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人收看到这部系列片？这部系列片可以通过网络收看吗？
我们翻译完每一集系列片并配上字幕后，会尽快提供给非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所有电视台，还有巴西的电视台，希望可以以多种语言提供。做此事不仅意味着耗资不菲，还意味着大量的时间投入。目前还不能通过网络收看，不过将来也许可以。BBC世界电视频道将于2018年重播该片。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探索传播该片的其他途径。
《非洲通史》是一部学术出版物，您如何做到让广大普通观众对它感兴趣？
我是电视名人，从事电视行业已久，我特别想确保这部系列片能以中规中矩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但同时它也要看上去引人入胜。所以它并非一个配了插图的讲座。我非常想确保年轻人会观看这档节目。尽管这部系列片可能顺应了社会潮流，但如果没有人看，那么我制作这样的节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设法让它变得有趣、好理解而且在视觉上斑斓多彩。比方说，如果我谈论跨撒哈拉贸易，我要找到一个骆驼市场，我要跃到骆驼身上，还要从骆驼上摔下来——没错，我真摔了！想到我的曾祖父做过骆驼生意，我对这件事不太引以为荣……
我非常有把握的关键点是这个项目是非洲人民的历史，它讲的不是石头、骨头和古迹的历史。
我们当然也在适当的地方展示这些古迹，不过我们想要讲述的是非洲人民的历史。我们不论去哪儿，我都试着找到《非洲通史》里面提到的人物，在解说之前先介绍他们。这样的人物也许是阿克苏姆国王阿沙玛（Ashama）；也许是柏柏尔人国王朱巴二世（Juba II），他娶了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和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的女儿；也许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统治埃及的古时苏丹国王皮耶（Piye）。所以这就是我的方法——从介绍人物的故事入手。
当地社区如何参与这个项目？
我到每个国家都会聘用当地的摄影工作人员。工作极其辛苦，他们都疲惫不堪，可是却又都感到欣慰，因为他们在聆听访谈，在浏览景致，而且在了解祖国。在拍摄结束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从前并不知道原来祖国江山如此壮美。 ”
在拍摄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重大困难？
一个难题就是获取国家电视台的档案资料。它们全都愿意配合，可是到了最后，却一无所获。此外，还有语言问题。我使用英语工作，可是大多数西非人说法语。在北非，他们大多说阿拉伯语。幸运的是，我的阿拉伯语比法语说得好。
我觉得最大的难题是缺少受访女性，绝大多数专家是男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两性失衡的局面，我尽可能尝试与女性交谈。
您如何看待当今媒体行业存在的两性问题？
媒体中的两性问题有几个方面。在屏幕上出现的女性——比如我担当的这类角色，在女性接受访谈时被征求意见的女性专家，媒体机构中担任掌握实权性职务的幕后女性，以及媒体报道两性问题的方式。
我认为实地和荧幕上出现的女性形象都得到了改善，不过担任资深职位的仍然主要是男性。在世界各地，包括英国在内，与男教授相比，女教授人数不多。这意味着当你想要征求专家意见的时候，更有可能得到男性的意见。
就担任掌握实权性职位的女性而言，不论是西方国家、非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情况都不太乐观。西方的主要组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为男性所把持，BBC当然也是如此。你会发现女性处于中低级管理层，而高层仍然是男性占绝对优势。
有关两性问题和对其报道的方式，有时候的报道略显肤浅，特别是在对两性问题持有根深蒂固的臆断和偏见的国家。
您在2011年主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领导人论坛，当时您说女孩的教育问题是您的“家族生意”。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没错。我要提到的是我的曾祖父谢赫·巴比克尔（Sheikh Babiker）。20世纪初的苏丹还受英国治理，他在当时的苏丹率先兴办女孩教育。那时，女孩不能接受教育，不过我的曾祖父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他就从自己的女儿们着手。他不理会英国当局和苏丹社会的敌视，在自己的家里为自己的子女开办了一所学校。
他实际上有许多子女。我们在家族里拿他开玩笑：我们说他真是偏袒女性，竟然娶了四位太太！
言归正传，他确实有远见卓识。他树立了榜样，确保女儿们接受教育，然后她们自己建校办学。我在姨母们的陪伴下长大，她们如今八十有余，都获得了西方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我的一位叔父在喀土穆开办阿法德女子大学，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不仅有苏丹的女孩，还有非洲其他地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女孩。
所以，当有人说穆斯林女孩不能受教育，因为这与伊斯兰教的价值观相抵触时，我真是为之愕然！
您的工作颇费时间，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抚养子女的女性要做事业真是不易。我们都是要生儿育女的人，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都意味着工作会有所中断，所以你必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可是，为了照顾子女，如果你选择较长时间不工作，也许三年、四年、五年、十年，那么你就要承担后果。这可能意味着你脱离了组织，需从头再来，而别人已经走出很远了。
您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大概经历过。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工作立足于工作室，不过我有四个孩子（可不少了），所以工作会有所中断。假如我没生育子女，我大概还会多工作两三年，这个谁也说不准。
您常提起自己的归化公民身份，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如今，在欧洲，每个人都是欧洲的一份子，可当你带有肤色印记时，你的多重身份就比没有肤色印记的情形更明显。我在苏丹出生，两岁的时候迁居伦敦。当时，在欧洲生活的非洲人或亚洲人比现在少，现在多了。我认为，与那时候相比，多重身份其实不是那么成问题的。
不言而喻，我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可穆斯林是欧洲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的确觉得，提到在欧洲的穆斯林，我们不应说“英国穆斯林”，而是应说，比如，“穆斯林英国人”。我要像美国人那样，调换一下名称和形容词，他们说“穆斯林美国人”。区别看似微小，可实际上表达了更多的意义。它的意义相当深远，对人们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
我把自己的归化公民身份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让我对非西方文化和欧洲文化都有了直接体验。我没有觉得有任何内在的冲突，相反地，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这两个世界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