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拉什·萨蒂亚尔希：一步一个脚印，争取儿童权利

儿童可能已经被赋予了受教育的权利，但现在，他们必须接受有关其权利的教育。这是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蒂亚尔希（Kailash Satyarthi）面临的新挑战。1980年，萨蒂亚尔希创立了自己的“拯救儿童运动”，从此以后一直奋斗在反对奴役儿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线。这项运动已经帮助8.5万多名印度儿童通过教育和康复摆脱了剥削。萨蒂亚尔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谈起他是如何开始追求改善儿童生活的，他对确保学校安全的新事业有怎样的期望，以及他为何相信真正的解放始于教育。

玛丽·德·苏萨 担任采访

您是从何开始，又是如何开始产生为儿童争取权利的动力的？

        那是我五岁的时候。上学的第一天，我看到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坐在学校外面，盯着我的鞋瞧，他的面前摆了一个擦鞋箱。这让我非常难受，于是我向老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个孩子不来学校上学而要在外面坐着呢？老师说，穷人家的孩子得去工作，这很普遍。

        一天，我向那个孩子的父亲问起这件事，他说他的父亲和祖父也是擦鞋匠。然后他说：“先生，您不知道像您这样的人生来就是读书的命，像我们这种人生来就是干活的命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耳边，但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等我长大了，我把自己的旧课本留给贫困儿童，并且攒下自己的零用钱帮他们支付费用。我接受教育，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但我心里一直想着，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后来我辞了职，真正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

您觉得您的第一批重大成就有哪些？

        从一开始——我为了我们的第一次运动撰写和印刷了成千上万份的传单并在市场上分发——我相信，教育和解放是一体两面的事。我第一次想要把童工问题引入公共领域时，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印度直到1986年才出台了禁止雇用童工的法律。我为这部法律奋斗了六年，但它还是不够完善，所以还需继续努力。

        当我把受奴役的儿童解救出来，让他们去上学的时候，遭到过很多次羞辱。别人跟我说，这些孩子很脏，没有人管，我们不能让他们留在这儿。

        我跟法律界的朋友说起这事，他们解释说，问题在于印度没有把受教育权作为一项人权列入《宪法》。直到2001年，一场群众运动才催生了《宪法》第86条修正案，将受教育权列为人权。

童工运动是您在印度发起的，但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运动。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童工问题经过了20年时间才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1980年我在印度创立“拯救儿童运动”的时候，发现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世界银行，没有任何一项国际法律文书是保护儿童免于沦为童工，防止儿童遭到贩运、从事卖淫和其他危险职业的。

        我开始关注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并认识到这几个国家都有类似的当代奴隶制情况。同时，我开始参加瑞士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并决定致力于制定禁止奴役儿童的国际法。

        我在欧洲和美国进行宣传活动，并在德国建立了反对使用童工的方案。结果，国际劳工组织在1992年推出了首个《消除童工现象国际方案》，后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也参与进来。

        1993年，“拯救儿童运动”在印度发起了第一场反对童工的游行活动。五年之后，我们发起了“反对使用童工全球大游行”，活动行程8万千米，遍及103个国家，历时6个月。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是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的出台，也就是《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这部公约得到了181个国家的一致通过和批准。这是1999年的事，从我在印度发放第一批传单算起，已经过去了20年。

2010年5月16日，科塔（印度拉贾斯 坦邦）一位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少 女的婚礼。早婚是印度发展教育的 主要阻碍之一。

10年前，您在南亚发起了另一场游行，主张制定一项禁止强迫劳动的区域议定书；再近一些时候，2017年9月又组织了要求终止儿童性虐待和贩运的“遍行印度”游行。是什么促使您组织这些游行活动的？

        “遍行印度”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动员活动，行程1.1万千米，历时36天，吹响了“还孩子一个安全的印度”活动的号角。在全球范围内，儿童性虐待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但在印度，这一问题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流行病，每天都有幼儿遭到虐待、强奸或贩运。

        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被卖掉，每半小时就有一个孩子遭到性虐待。在大多数情况下，施暴者是校车司机、教师、家庭教师。在他们逍遥自在、有恃无恐的时候，受害者却因为感到羞耻而保持沉默。

        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都在致力于让每个孩子都能有学上，但实际上，对于孩子们而言，学校也并不总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和儿童虐待有关的禁忌。这需要一场群众运动，所以我们采用了游行这种经受过时间考验的策略。根据以前的成功经历，我们已经处理了针对儿童的暴力问题——这次包括童婚和剥削儿童，这两种现象仍然是儿童获得教育的巨大障碍。

这次游行活动的成果如何？由于人们的意识提高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遍行印度”游行活动召集了140万人参与，这一规模前所未有，特别是在儿童性虐待是一个禁忌话题的情况下。不管我们的活动走到哪里，人群中的年轻人都会站出来，甚至会走上台，第一次谈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儿童可能已经被赋予了受教育的权利，但现在他们必须接受有关其所拥有权利的教育。我们也正在推动由印度各地中小学和大专院校推行的“安全学校”运动，其中将优先考虑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的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评估“遍行印度”运动带来的态度上和行为上的变化以及知识建构，其结果可以在国际上分享。我们已经收到其他国家希望在当地开展“安全学校”运动的请求。

在“遍行印度”游行活动期间，你告诉政客，他们应该重返学校。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他们承诺要访问自己的母校，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去，但不是以贵宾的身份去，而是作为普通父母，并且努力去了解更多东西，不只是安全，还有教育质量、整体的学校环境以及老师。学校对孩子好吗？有没有午餐计划？学校出勤率怎么样？教育部门往往孤立分散，因腐败而导致农村地区教师不上课，辍学率居高不下。

        政客访问学校的同时可以带来很多改变。我也让女警察多去学校，建立一种保护的思想。政府已经表示，会出台新法案打击包括儿童贩运在内的人口贩运。这项法案也会包括教育运动和方案，以帮助人们建立对这方面的认识。

在开会的印度学生。

您在2014年因“反对压迫儿童和年轻人，为全体儿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有改变您的生活吗？

        我总是开玩笑说，我拿了一块和平奖奖章，自己倒是不得安宁了！我收到了大概4万份邀请，得再活160年才能参加完所有这些活动。同时，我很高兴被认为是一个作为普通人的诺贝尔奖得主。与普通人直接联系让我对自己正在努力的事更有信心。

        不好的地方在于，我再也不能亲自参与解救童工行动了！我的脸太出名，连在最偏远的地区也能被认出来。这意味着会有人通风报信，会在我抵达之前把孩子们从矿区或工厂转移走。不少情况下，我必须得更小心，来回两三次把他们找出来。好的方面是，我可以接触到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机构负责人，各国首相、总统，跟他们直接讨论政策变革。

您已经远离了最初电气工程师的职业，在现在的工作中会用得上以前的技能吗？

        我接受的训练非常有用，因为这让我能以一种分析性、理性和结构化的方式思考。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反对奴役儿童方面采取了基于权利的办法，而不是传统的慈善办法。你熟悉一种结构化办法的时候，就更容易实现结构上的变化。

自从成为一名活动家以来，您看到儿童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知道，一旦我们将儿童从奴役和童婚中解救出来，就会看到连锁效应。教育为那些最贫困、边缘化程度最高的人，特别是儿童和女孩，带来赋权、尊严和身份认同。他们一旦接受了有关权利和读写技能的教育，就能获得巨大的自信。

        我亲眼看到女孩们站出来，对违背她们意愿的婚姻说“不”，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能够前往警方或非政府组织寻求帮助。同样，还有很多沦为苦役的男孩，一旦他们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就能跟可以帮助他们的人取得联系。

您遇到过成千上万的儿童，您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

        必须保持赤子之心。我认为，生活中那些真实、简单和纯真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保持赤子之心的重要性。

您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动力是什么？是那些我能从孩子眼里看到的梦想。

延伸阅读：

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儿童基金会

遍行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