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比·罗素:发现手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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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著名设计师比比·罗素因南亚地区原本寂寂无闻的传统毛巾(gamucha)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她的努力下,这种南亚人用来擦手擦脸的日常用品走上了全球时尚舞台,可与顶级时尚单品相媲美。然而,她真正的成功并不在这些舞台上,而是在她的祖国孟加拉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和印度的数百家纺织作坊里。
2017年12月,她参加了印度拉贾斯坦邦遗产周活动,展示了她的卡迪收藏品,这是一种以印度土布为原材料的纺织品。她以这种方式向圣雄甘地和发明这种土布的拉贾斯坦邦传统纺织工人致敬。
2018年2月,罗素还参加了英联邦时装交易会,此次交易会是英联邦国家关于时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展示。交易会在伊丽莎白女王和剑桥公爵夫人的支持下于白金汉宫举行。
这位与众不同的设计师目前从事的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非常艰难,但在情感上难以割舍的项目”。自2017年9月以来,她一直在西孟加拉邦最大的女孩庇护所工作,鼓励并教授女孩子们(有些是童年时就被拐卖的受害者)掌握能够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这项工作得到了该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的鼎力支持。比比说:“在人人都在谈论增强妇女权利和实现权利平等的采访21世纪,这里贩卖女童现象依然猖獗,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比比告诉我们,这个邦贫困家庭出身的女童售价不到100美元。“假如我有力量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我希望可以为这些女孩开启通往新生活的大门,看到她们收获尊严和爱。”
罗素的努力如今有了回报。2018年3月7日,庇护所的33名女孩,包括6名罗兴亚族难民小孩,在由政府组办、罗素构想的一次加尔各答时装展上走台。她们穿着朋友们设计的衣服,这些朋友都接受过孟加拉国最著名设计师罗素的培训。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罗素致力于开发传统纺织品和手工艺品,为成千上万的人用“魔法手指”摆脱贫困提供了机会。
克里斯塔 · 皮卡特,雅斯米娜 · 萨波瓦 担任采访
时尚设计是您最大的爱好,也是您的职业,不过您当初是作为一名顶级模特成名的。一位年轻的孟加拉姑娘怎么会决定去伦敦时装学院学习呢?
以前在家时,母亲常做衣服给我们穿。姐姐们从不抱怨,不过我总是不太满意。所以在我10岁那年,爸爸就给我买了一台缝纫机。一个10岁的孩子连剪刀都拿不好,但我却开始试着做衣服了。
在我十五六岁时,爸爸给了我一本关于香奈儿时装店的书,这让我见识到法国高级时装,知道了原来时尚也有规则可循,于是就很想去学。在6岁到12岁之间,我获得过很多艺术奖项,但我不想学艺术,我想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我想去伦敦。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伦敦时装学院都没有接受我的申请,但他们最终还是在附加很多条件之后录取了我。
您在西方生活了20年,成为一名顶级模特,事业有成,却在1994年返回孟加拉国,这是为什么?
我年轻时就有一个梦想。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觉得孟加拉人很穷。在我看来,我的祖国有着丰富的色彩和音乐!我是带着自己的梦想去欧洲的。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该回家了。
我认为,孟加拉人民需要我,就像我需要他们一样。一拍即合,是需要两只手的。如今,历经20多年,我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这里的人知道,我尊重他们,帮助他们重拾尊严,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另一方面,这里的人对我关爱备至,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这项工作。
我从未背弃我的祖国。我的父母一直住在孟加拉国,所以即便我在国外,也会定期回国。我出生在孟加拉国,我的童年在这里度过。我认为童年时光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父母教会了我欣赏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孟加拉国曾是印度的一部分,英国人和莫卧儿人都曾经统治过这里。多亏了父母对我的教育,我才能全面了解“大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我觉得家长应教导子女深入了解本国文化和传统,以免失传湮灭。
您回到孟加拉国后开了一家小裁缝店,1995年发展成为“比比织造公司”,大部分传统织布工都生活在乡村,您为什么要把公司设在首都达卡呢?
我在达卡只有一间办公室,我需要在办公室里和世界各地进行联络。但在99.9%的时间里,我都在乡村。我们和孟加拉国全国各地的手工艺人一起工作。这些人并非家境显赫,他们每一个人,包括在办公室里端茶倒水的勤务人员,都觉得“比比织造公司”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孟加拉人民,“比比织造公司”属于孟加拉国。
您认为“比比织造公司”的企业精神是什么?
我不能说“比比织造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我们只赚取微薄的利润。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保护和复兴传统手工艺,支持手工艺人,提高他们对教育和健康重要性的认识。
我在1994年创建“比比织造公司”时就看到了变化。在办公室和村里的所有工人都只有两三个子女。他们知道如何更加合理地管理自己挣到的钱,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些人走出了贫困,深知孩子上学的重要性。教育和健康是所有国家经济的支柱。
“比比织造公司”有多少雇员?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大约30名职员,来自孟加拉国全国各地。有些人起初认为自己并不具备办公室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不过我一向能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他们。
此外,我们与成千上万的手工艺人合作。我说不准确切人数,大概有10万人左右吧。您觉得人数很多是吗?可这还不到全国织布工人总数的1%呢!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走完这项事业的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还有那么多。
在印度、孟加拉国和中亚国家,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人总是生活在一起的,我的合作者是那些靠双手创造财富的人,我的理念是“时尚促发展”。

“时尚促发展”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1996年,我第一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时装展时就产生了这个念头。联合国机构一向很少认可时装设计师,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到了时尚与发展、教育以及健康之间的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孟加拉织布工”时装秀在全球29个电视频道播出,并且得到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克·马约尔(Federico Mayor)和西班牙索菲亚(Sofía)王后的支持。媒体成就了模特比比,而这两个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我信任有加,鼎力支持我的时装设计事业。我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从那以后,我收到了世界各国一流高校的邀请,这些大学现在都在从事时尚促发展的工作。我还应邀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因为人们终于认识到创意经济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性。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您做“促进发展时尚设计师”,2001年又授予您“和平艺术家”称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有今天的成就,的确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另一方面,我的工作让人们认识到,孟加拉国不仅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国家。
在获得“促进发展时尚设计师”称号之后,我回国向织布工展示了我的证书。我告诉他们,这张证书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大家的。尊重人的人格尊严,就能改变人的想法。
任何认可都会带给人力量。我是伦敦艺术大学的研究员,授予我这种认可,是因为我为推广手工织布机作出了贡献。我还获得了孟加拉学院颁发的最高奖,孟加拉学院是孟加拉国1955年仿照法兰西学院建立的国家级语言权威机构。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也认可了我为发展所做的工作。国际社会的这些认可对我从事时尚促发展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您作为时尚设计师,开展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比比织造公司”的每一件产品都采用天然材料,手工制作,我从未使用过合成纤维或是人工染色剂。我并不指望人们时时刻刻都会穿戴这些纯天然的手工制品,但即便您有四五套衣服,也请经常穿用吧!
我设计图样的灵感来自传统设计。当然,我会变换颜色,简化图案,但绝不会改变传统的棉布和丝绸纺织方法。
配饰和围巾也是我们最畅销的产品。我的手镯是用孟加拉国遍地生长的一种植物——凤眼兰制作的,现在有六个村庄的妇女在为我们制作这种手镯。西班牙演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在为我们推广gamuchas(一种纯棉毛巾),这样我就可以省下一笔宣传费了。我绝不花钱做广告,因为“比比织造公司”是自筹资金项目,有成百上千的员工还靠我维持生计。
您的工作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我开始在柬埔寨工作时,就从回收做起,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回收专家了!在孟加拉国,我用人们扔掉的东西作为生产原料。
我还从孟加拉国的“黄包车艺术”中获得灵感,制作眼镜架,我本人也经常佩戴。
但真正的“革命”在于我们为年轻人设计了服装。我们制作各种颜色的牛仔裤、不同风格的莎丽和现代款短上衣。
您如何平衡家庭生活和职业活动呢?
我了解婚姻生活,我有两个孩子。孩子大约九岁或十岁时,我就不得不让他们明白,我有一个梦想,如果不去努力实现这个梦想,我会感到很沮丧。如今,我的父母都已过世,孩子们也生活在国外,但和我一起工作的手工艺人从不让我感到寂寞。他们都是普通人,每个月的第一天需要领工资去付房租。他们不是我的家人,但他们对我来说却是最重要的。
回到孟加拉国以后,我就开始扶助街头流浪儿童。我会给他们一些钱,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去上学。非政府组织开办的学校通常不招收流浪儿童,我就出面为这些孩子作担保。一开始只有一个孩子,然后是两个,现在有100多名孩子。当我在达卡时,他们给了我无尽的快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谨以此文庆祝5月21日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