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舒亚·本吉奥(加拿大) 计算机科学家兼研究员,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运筹学系教授,蒙特利尔学习算法研究所(MILA)主任,加拿大高级研究所(CIFAR)机器和大脑学习项目共同负责人,加拿大统计学习算法教席成员。其研究成果已被引用逾八万次(截至2017 年9 月)。本吉奥生于巴黎,12岁(1977年)随父母移居魁北克,其父母是摩洛哥裔。他曾荣获“加拿大官佐勋章”,并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

人工智能仍处于起步阶段。“它的思维能力还很肤浅,甚至连青蛙都不如。”人工智能先驱、深度学习领域权威专家尤舒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如是说。不过,它已经带来了垄断和分布不均衡的严峻问题,这种问题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他提醒说,要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开展国际协调。
尤舒亚·本吉奥;亚斯米娜·索波夫娃 担任采访
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些信息技术巨头对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风头正劲,它们在该领域重掷豪金。您能解释一下这一现象吗?
答案非常简单。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水平,可以为公司创造巨大价值。大数据的积累及可用计算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有助于开发新的人工智能产品。未来,这些产品将创造比现在更大的收益。
如今,我们在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时,会不断收到定向广告的询问,这些广告为脸书、亚马逊、YouTube等公司开辟了生财之道。目前,人工智能产品只占市场的一小部分份额。但经济学家预测,这类产品在10年内最多将占到商品总产量的15%,其数量大为可观。
有了人工智能技术,这些公司就能卖出更多产品,获取更大收益,并向其聘用的研究人员支付比现在更多的薪酬。通过扩大客户群,他们将会掌握更多可以获取的数据,这类数据就是一座金矿,可以让该系统变得更加强大。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良性循环,它对这些公司有益,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这种权力集中会对民主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它偏爱大公司,同时放慢了新兴小公司进入市场的速度,即便这些小公司能提供更好的产品。
我们必须鼓励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商业世界更加多元化,避免出现垄断。
但是垄断已经形成,该如何予以补救?
利用反垄断法。历史告诉我们,它们能有效解决部分公司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还记得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或好莱坞吧?前者通过购买对手公司垄断了石油市场,后者在20世纪中期前控制了70%的影视公司,并强制推行其制订的影片发行规则。针对这些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做出的合法决策帮助市场重新取得了平衡。
我相信,明智的广告法规大大有助于防止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形成垄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广告的奴隶,我们常常忘记自己可以选择做出集体决策,以规范广告市场,这样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此外,谷歌或脸书等大型私营公司提供的服务也可以完全向公众开放,就好比电视机提供类似服务一样。
您决定不在私营部门工作,是这样吗?
是的,我想保持中立。我的项目是为了发展面向所有人的科学,而不是仅仅面向少数利益攸关方。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开发对人类最有用的应用,而不一定是最有利可图的应用。
因此,我曾尝试在我供职的蒙特利尔大学建立一个共同生态系统,既服务于研究,也造福于产业。如今,有多家私营实验室在魁北克省首府成立,它们与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聘用业界的研究人员担任学校的副教授,帮助培养学生。公司向大学捐款,同时也给予他们充分自由,让他们选择将要投资的研究领域。
如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比例有多少?
以我在大型国际会议上碰到的人员来算,可以说大概占到一半。五年前,基本上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员都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私营公司从全球各地招揽人才,这是否会导致欠发达国家的人才外流?
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集思广益,探讨如何使最贫困国家从最新研究结果中受益,并思考如何在这类国家的高校设立研究中心。比如,在非洲,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正在提供人工智能领域的课程,并且组织举办暑期学校,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非常有用。
此外,网上有大量免费的课程、教程和代码。我认识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通过网络接受培训。我们还必须寻求如何以最佳方式帮助这些学生获得培训。
一些国家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包括加拿大在内。
是的,加拿大决定一方面资助基础研究并扶持创业公司,另一方面投身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集体思考和研究,以便评估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力。
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倡议下,2017年11月3日举办了一场辩论,以帮助制订《人工智能负责任发展蒙特利尔宣言》。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国家级人工智能开发的伦理准则。在这一长期参与进程的第一阶段,我们邀请公众与专家和决策者进行辩论。有七项价值观已得以确定,分别是福祉、自主、正义、隐私、知识、民主和责任。
在国际层面,这种反思目前处于哪个阶段?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国际条约。但这些都是国际问题,没有国际协调,我们就无法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首先,公众和决策者必须了解人工智能引起的担忧。在某些地区,研究人员已就一些重大问题发出了警告,媒体和公众也做出了回应。这些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它将引导我们就这一学科带来的问题开展更加广泛的全球政治对话,特别是针对伦理、环境和安全领域问题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