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阿尔及利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内战，正式宣告独立。三年后，意大利导演吉洛·彭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拍摄了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这部电影讲述了1957年在主张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与法国殖民当局爆发冲突期间，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最为血腥的事件之一。
1965年6月19日，就在电影拍摄期间，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édiéne）上校公然率领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发兵阿尔及尔。电影拍摄所用的坦克道具与装满实弹的坦克混在一起，真假难辨，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的支持者身陷炮火之中。最后，贝拉政府被推翻！
半个世纪后，也就是2017年，马列克·班斯麦尔（Malek Bensmaïl）在其拍摄的纪录片《历史中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 a Film Within History）中，探讨了彭泰科沃的这部黑白新闻片风格的经典电影所起的历史作用。但他解释称，他并非是拍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更确切地说，这是对其祖国历史——革命、政变、政权更迭和非殖民化——的一次解读。近30年来，这位阿尔及利亚导演一直在努力打造他所说的祖国“当代记忆”。
马列克·班斯麦尔；雅斯米娜·萨波瓦 担任采访
您为什么选择纪录片作为表达的媒介？
纪录片并非是在虚构故事，它具有对抗国家神话的力量。纪录片并非要摧毁这些神话，而是让它们回归本位，以免社会被其压垮。如果不去拍摄自身所处现实，我们又何以正视自己？我们的灵感从何而来？我们的梦想又源自何方？另外，我们应该记住，电影就是从纪录片中诞生的——记得卢米埃尔兄弟吗？纪录片决定着集体想象力。这类现实是滋养虚构作品的沃土，是映射社会的镜子。我知道拍摄现实生活会令人不安，但我更知道，它会使人走向成熟。
早在阿尔及利亚仍处于“黑色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我就选择了拍摄现实生活，并从那时起，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我希望每隔一两年就能拍摄一部关于人民、国家机构和重大社会问题的电影。我希望这些影片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建设历程。
我的初衷是打造“当代记忆”，向观众展现阿尔及利亚这座实验室——一个在进步、挫折和疑问中，不断探寻自我的国家。民主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亦非枪炮力所能及，至少就民主而言是如此！
您在2015年上映了一部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报纸《国家报》（El Watan）的电影，该电影以作为民主特征之一的新闻自由为主题。您当初为何将这部电影命名为《新闻不死》（Checks and Balances）?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特征。阿尔及利亚内战期间，许多记者为之捐躯。1991年爆发的那场内战已造成20万人死亡，10万人失踪。1993年至1998年，大约有120名阿尔及利亚记者惨遭伊斯兰极端分子谋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自由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股实实在在的对抗力量。
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我决定采用一种“倾斜”的视角，将镜头对准一群记者的工作日常。我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媒体的整体对抗力量，倒不如说是个体的对抗力量。
在阿尔及利亚，“个体”概念尚未充分发展，我们被“集体”概念所束缚。我们有共同的民族要捍卫，有共同的国家要捍卫，有共同的神灵要捍卫，有共同的语言要捍卫……总有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共同”象征，将所有个体捆绑进去。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却存在名人、知识分子、记者、法官、学生之分，我们文化多元，语言多样，思维方式有别，构成民主所必需的一系列小小制衡因子。
独立报纸如果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还有益处可言吗？
即便现在新闻自由无法构成真正的对抗力量，但的确在尽其所能地谴责尚无人谈及的隐形暴力。现在，阿尔及利亚表面上是一个风平浪静、不受恐怖主义侵扰的国家，但实际上却从未远离羞辱和操纵。
《国家报》并非致力于这项事业的唯一报纸，除它之外，《奥兰日报》（Le Quotidien d'Oran）、《阿尔及利亚新闻报》（El Khabar）、《自由报》（Liberté）等几家报纸也在以实际行动参与抵抗和斗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阿尔及利亚晚报》 （Le Soir d'Algérie）也未置身事外。
这些报纸都不是反对派报纸，它们的目标是综合多种来源，以求提供准确信息。此外，它们大多都设有免费网站，包括侨民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登录访问。
《国家报》以哪些方式保持其独立性？又是以何种方式保障生存的？
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报纸销售，这家报纸印量为14万份，每份售价20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约合人民币1.1元）；另一个是广告收入。该报在1993年失去了国内广告这一收入来源，之后开始投资广告和分销网络建设，并与《阿尔及利亚新闻报》共同投资了一家独立印刷厂。该报还将目光投向私营部门广告业务，用这项收入来支付100名记者和通讯员，即全体编辑人员的薪资。
尽管如此，该报自出版以来至少6次被迫暂停发行，并被卷入200多起官司，致使其财务状况脆弱不堪。《国家报》（Omar Belhouchet）的创始人兼董事奥马尔·拜尔路什却说，这些诉讼官司对于民主进程极其重要，我对他的这番言论颇感诧异。在我看来，这些经历充满痛苦，但他却认为，这些经历不仅让他有机会为记者和漫画家申辩，更让他有机会捍卫《宪法》中言论自由的理念。
他（拜尔路什）借审判之机向法庭解释何为漫画、何为幽默、何为编年史、何为调查，以及社会中的束缚在哪里。他实际上是在利用这些庭审案件，对年轻法官进行新闻自由教育。
教育是您2008年纪录片《中国依然很遥远》（La Chine est encore loin） 的核心内容。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地奧雷斯山区Tiffelfel村一所学校内某个班级的故事，但标题中怎么会提到中国呢？
这个标题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求知去吧，哪怕需要远到中国。”在这里，中国是一个象征着知识的国度，一个只有经过艰苦跋涉才能抵达的国度。从阿尔及利亚的现状来看，这个国度依然遥不可及。
在这部纪录片之前，我曾拍摄了一部关于精神失常的纪录片（《精神病患》 ，2004年）。我在一家精神病疗养院待了三个月，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政治宗教妄想症患者。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得这种病，一位精神科医生给了我答案：“是社会。”这一回答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亲眼看看青少年正在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学校又在传授什么样的思想。于是，我就去了那所学校，它位于Tiffelfel村，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的地方。
那场内战历时近八年，战况惨烈。最终，阿尔及利亚赢得胜利，成就一代神话。此后，历届政权都想方设法去巩固这个神话。我并不是说培养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树立民众英雄主义价值观不好，我只是不认同当局所采取的方式，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脱节。我想拍摄的是一个在神话光环之下，人们每天都在辛劳工作、每天都在挣扎奋斗的阿尔及利亚。
这部影片呈现出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总之，我们意识到，我们向孩子们灌输的是对他人的仇恨。这部影片还表明，今天的古兰经的教育与先知的教诲相去甚远。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政治伊斯兰主义所造成的诸多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这就是整部电影中只有学校清洁工拉奇达（Rachida）这一位女性发声的原因吗？
拉奇达简直太棒了，她给我上了一堂绝妙的自由课！她来自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另一个村庄，她因为离婚被视为荡妇，不得已逃了出来。
而且当时根本采访不到其他妇女。这里的妇女曾以善于经营闻名——她们对地毯制作和农业耕作驾轻就熟。如今，她们却深居院墙之内。农村女性更是几乎足不出户，即便是在戴上面纱的前提下。只有男人才能去市场赶集。这简直闻所未闻！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及其在争取解放过程中取得的一切成果已被经年的伊斯兰主义和保守主义教化彻底摧毁。拍摄期间，她们让孩子给我们送来食物、蛋糕和咖啡，但没有一位妇女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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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阿尔及尔之战》
关于《中国依然很遥远》
观看马列克·班斯麦尔与尚-菲利浦˙泰塞（Jean-Philippe Tessé）对话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