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权:回到未来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F·S·C.诺斯罗普(F. S. C. Northrop)、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 Laski)、胡马雍·迦比尔(Humayun Kabir)、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罗忠恕(Lo Chung-Shu)、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他们是本期《信使》的部分撰稿人。
为纪念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我们决定回顾过去,以求能够更好地指引我们走向未来。这就是本期标题“回到未来”的来由。
回到1946年,当时世界正受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殃,“国际社会该作出怎样的道德声明,才能充分表达集体的愤慨和对于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无论这个希望多么渺茫)?”作为本期广角栏目的特邀编辑,马克·古德尔(Mark Goodale)在其为该栏目撰写的介绍性文章中讨论了国际社会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
该栏目的一系列文章揭示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展历史中迄今鲜为人知的一面——探究人权的起源与哲学基础。该倡议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一届会议(1946年11月—12月)上决定的,次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正式推行这项倡议。法国年轻哲学家雅克·阿韦(Jacques Havet)在此过程中也提供了帮助。
为了这个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战后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由此对当时关于人权问题的思考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今天,它依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当下,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嘉宾栏目中秘鲁艺术家费尔南多·布赖斯(Fernando Bryce)的画作,他从这一历史时期获得灵感,“真正做到以全新视角诠释进步理念”。他的系列作品“需求之书”是将一系列于1948年至1954年间刊登在《信使》中的杂志页艺术化处理而成,它以赠刊的形式作为本期的特写。

今天,当涉及到移民时,人权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在本期的观点栏目可以找到对这一主题的讨论。“摩苏尔,拥有两个春天的城市”还谈到了另一个同样令人心酸的话题,本文是时事栏目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2月发起的重振摩苏尔倡议的一部分。
在影像栏目,《信使》提出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性别暴力。每年,大约有2.5亿儿童遭受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侵害。来自一些海地年轻妇女的证词应当给公众舆论带来警示,使人们了解到全世界所有国家遭受这种苦难的严重程度。
最后,作为《信使》创刊70周年纪念的尾声,《信使》向其创办者——美国记者桑迪•科夫勒(Sandy Koffler,1916-2002年)致以敬意,在创刊的前30年里,科夫勒一直担任本杂志的编辑。
编辑主任,雅斯米娜·萨波瓦(Jasmina Šop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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