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纪念我的祖父桑迪·科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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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科夫勒在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摄于20世纪70年代)。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庆祝其第一期杂志出版(于1948年2月出版)70周年。为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信使》杂志向其创办者桑迪·科夫勒(Sandy Koffler,1916—2002年)致以崇高敬意,邀请他的孙女奥雷利娅·多斯(Aurélia Dausse)分享她对祖父的回忆和他的笔记摘录。

奥雷利娅·多斯

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是一个坐拥书城的人。他手边总备着一部字典。其实,他通晓多种语言,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和汉语。我常常看到他在一本黑色的大字典上做笔记,那是他的汉语词典。汉语是他最喜爱的语言,他甚至能讲七种方言!让你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允许我们在他的字典上涂涂写写。有了他,书本便有了生命。书本不仅仅是可供使用的工具,它像是家里的一员,在我们用餐时随时都会来到我们的餐桌上。

桑迪思维敏捷、充满热情、富有想象力和好奇心。他总在学习新事物,喜欢同家人和朋友(人越多越好)分享学习的乐趣。这就是他作为一名新闻撰稿人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在创办《信使》的岁月里,他更是如此。

桑迪于2002年去世。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宝藏,这是我最近着手研究家族史时发现的——他个人的战争日记、书信、笔记本、照片和一套完整的《信使》合订本。这里面有许多细小的生活片段,讲述了这位杰出者的非凡旅程。能够在他创办并主导了30年(1948年2月至1977年1月)的期刊中撰文向他致敬,我深受感动。

从纽约到巴黎,再从巴黎回到纽约

桑迪·科夫勒出生在纽约,他的父母本是来自罗马尼亚布科维纳区切尔诺夫策(如今是乌克兰西部的一座城市)的移民。同许多其他移民一样,他们取道埃利斯岛抵达美国。联邦移民局就设在纽约港内的这座小岛上。他的父亲伯尔·科夫勒(Berl Koffler)起初只是在大街上出售苏打水,后来成为纽约市有名的拉比。之后,他搬到了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1916年10月24日,桑迪在那里出生了。

桑迪起初就读在纽约城市学院,之后获得了奖学金到巴黎索邦大学留学。1940年,他在波尔多学习期间,美国领事馆因为他是犹太人建议他离开法国。桑迪不愿离开,因为在波尔多有他的爱人,更因为他热爱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他自以为他的美国公民身份能保护自己。但是当纳粹入侵法国时,他最终还是前往马赛,登上最后一批驶向美国的轮船。轮船在葡萄牙长时间停留,这期间,桑迪抓住机会学习了葡萄牙语。

在纽约的生活

回到纽约以后,桑迪成为《美利坚》周刊的兼职专栏作家,还学会了版画复制技巧。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参加了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举办的讲习班。列维-斯特劳斯也是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前离开的法国,于是他们两人成为了朋友。

几年后,他们在巴黎重逢——一人成为了《信使》主编,另一人参与了第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问题声明》(1950年)的起草,撰写了《种族与历史》(1952年)这部反对种族主义的伟大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科夫勒会定期邀请列维-斯特劳斯向《信使》投稿,因此,许多极为重要的人类学文章在被重印成册之前最先在《信使》上发表。[编者按:《信使》杂志在2008年出版了一期题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远观》的特刊,其中收录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大部分文章。]

战争促使桑迪与美国陆军心理战部门(PWB)签约并为其工作。他在战争情报局(OWI,美国政府的一个情报机构)接受培训,利用现代大众宣传方法传播和平主义思想。他被派往拉巴特(摩洛哥首都),登上了一艘在大西洋战役期间为盟军运送补给物资的美国(海军货物)自由号轮船。他在那里担任无线电广播“美国之音”的通讯员和信息主任,开发了一档24小时播报世界新闻的节目。194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热爱这份工作,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值得去做。”

桑迪随后被派往意大利,在那里,他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向人们通报盟军取得的进展,宣传和平。通讯的名称为《罗马信使》《威尼斯信使》《威尼托信使》或《艾米利亚(博洛尼亚)信使》,这取决于它在哪个获得解放的城市或地区出版。

《信使》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桑迪回到法国,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新创立的国际组织产生了兴趣。这个组织旨在通过科学和文化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促进和平,它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间引起了轰动。它的总部设在巴黎克莱贝尔大街19号的马热斯蒂克旅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月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一份两页篇幅的宽页黑白报纸《监督者》。1947年10月26日,这位年轻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供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开始了工作,那天他刚好31岁。

同年11月19日前,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众宣传局的首任局长哈罗德·卡普兰(Harold Kaplan)提交了关于创办一份期刊的提案,阐述了编辑流程、出版周期、不同板块概览、每个页面的专栏数量、文章篇幅以及字体。总之,这是一个完整项目,将成为另一个“信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

他写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非常多元化,它的计划涵盖大量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极其重要的主题,因此,收集生动有趣的文章并不困难。”他志向远大,不想把这份杂志的内容局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上,而是想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界评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文化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访谈,以及由世界各地的专家撰写的深度文章。

他建议为法文版和西文版聘用资深编辑,如此,这两个版本就不会再只是英文版的简单复制品,或比英文版略显逊色。他承诺“确保这份杂志符合向公众出售的高标准”。

桑迪以最短的时间在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1948年2月,第一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八页内容满满当当并带有插图的期刊)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巴黎印制。欧洲、亚洲和美洲15个国家的代理商向国际读者提供半年期订阅服务。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期刊之一就此诞生。


The Courier team in its first premises at the Hôtel Majestic, Paris (1946-1958).

《信使》传播

1957年,《信使》确认开展国际业务,它的第一份“外地”期刊面世,在莫斯科出版。这条道路畅通无阻,其他国家纷纷效仿。1960年,德文版在伯尔尼(瑞士)开始发行。1961年,阿拉伯文版和日文版分别在开罗(埃及)和东京发行。1963年,意大利文版在罗马发行。1967年,印地语和泰米尔语两个版本在印度发行。1968年至1973年,《信使》又增加了希伯来文、波斯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和土耳其文的版本。1977年2月,在桑迪退休时,《信使》已有15种语言版本。1988年,这份杂志的版本数量创历史新高,有35种语言版本。

对桑迪来说,增加《信使》的语言版本数量是为人们搭建桥梁的一种方式。泰米尔语版发行时,他在印度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如是说:“从前,各个民族都以自我为中心。过去20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各国纷纷突破边界,眺望远方的地平线,遥望世界的各个角落,共同合作以求和平与理解。这是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家庭一直试图实现的宗旨。今天下午,我有幸见到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他告诉我,马德拉斯已作好前行准备,它已批准出版泰米尔语版《信使》。作为《信使》主编,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热血沸腾,因为这是一项成就。”

桑迪的忠诚

毋庸置疑,桑迪·科夫勒是一位伟大的专业人员,天生拥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身为20世纪标志性领军人物——比如,瑞士人种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和美国工程师兼画家弗兰克·马林纳(Frank Malina),他们都是桑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同事——的密友,他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七位总干事的赏识。其中一位总干事勒内·马厄(René Maheu,1961年至1974年任职)称他是个“才华与信念并存”的人。

桑迪·科夫勒意志坚定、魅力非凡,他孜孜不倦地为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理想而奋斗,始终保持警惕,以保持政治立场中立,即使是在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桑迪·科夫勒也是位执拗之人。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科夫勒(Pauline Koffler)说:“他从不听命于人,哪怕是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和政务官员下达的命令;他从不妥协,也毫不动摇,这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世界公民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9年的一份行政文件中,我读到了对桑迪的一些评价:“他的职业能力、专业素养、创造力、首创精神和想象力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和主编。他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完备的职业良知、作为组织者和领导的公认素质,以及成为主管人员所必需的能力。”

另一份不太正式、未标明日期也未经签署的档案文件揭示了桑迪性格的另一面:“桑迪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及其理想的忠诚确实显而易见又不可撼动。平时在城里,很少见到埃米尔·德拉弗奈(Émile Delavenay)、托尔·耶斯达尔(Thor Gjesdal)和桑迪·科夫勒这三位同事聚在一起,但我记得,每年10月24日大概正午时分,他们会到巴黎的一家餐馆聚餐,庆祝彼此的生日,还特别举杯,庆祝《联合国宪章》生效的周年纪念日。”

就我而言,我一直很敬佩祖父,倾慕他的才智和品格。我很感激他把自己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忠诚、对书籍的热爱以及对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痴迷传递了下去。

深入研究他的个人档案和专业档案,我不禁想重新讲述这位热爱法国、总是对我说 “总之,我是一位世界公民”的美国人的迷人故事,想把它制成一部纪录片——目前,我正在做这件事。

 

延伸阅读:

一年前的这个月,各国联合捍卫集体安全》(1951年)

儿童图书馆:圣保罗儿童的天堂》(1953年)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已为诗歌的魅力所倾倒” 》(1957年)

丹下健三和未来的特大都市》(1968年)

奥雷利娅·多斯

奥雷利娅·多斯   法裔美国导演、编剧和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创办者桑迪·科夫勒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