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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权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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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奖励》,德国艺术家莎拉·哈特维希(Sarah Hartwig)设计的海报,是人权非营利组织“为明日而生”于2014年组织的“受教育权”海报设计比赛评选的十佳海报作品之一。

美国教育学家艾萨克·利昂·康德尔在《教育与人权》一文中写道:“与常见的观念相反,自由教育并不意味着对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放任自流,而是明智地承认责任与义务。”此文是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回复,于1947年寄出,节选如下。

艾萨克·康德尔

读一读近年来关于人权的著述,人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教育作为落实人权和恰当行使人权的必要条件,几乎从未被提及过。教育被忽略不提,或是由于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受教育权本身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享有人权的重要基础。

然而有证据表明,受教育权既没有被视为一项人权,也没有被用来帮助人们认识到人权对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例证在教育史上俯拾皆是。纵观历史,提供教育是出于两个目的。最初的目的是向年轻人灌输特定教派的宗教信仰。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第二个目的是培养对政治派别或国家的忠诚。这两种情况的最终目的都是强调要服从纪律,而不是开展公民应当享有的自由教育。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人权,尚未得到普遍承认,因此,务必要将教育写入今后可能起草的所有人权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人权备忘录》对受教育权的重视还有待提高(1947年3月27日)。

双重教育

传统上教育系统被一分为二,分别面向大众和精英。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是,即便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某些社会和经济阶层也会认为这些机会不是给自己的。在一些国家,要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还需要采取措施,改变教育传统造成的心理状态。

因此,亨利·洛基耶(Henri Laugier)在分析法国教育重建计划时写道(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教育年鉴》,第 136页 f,纽约,1944 年):“法国人世代生活在理论上平等、实则不然的环境中,由于生活条件尚好,实际生活中公众对此普遍接受。不平等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几乎毫无察觉,或没有因此感受任何伤害。工农子弟不会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殖民地总督、部长、大使、海军上将或财务总监。他可能知道这些职位,但对他来说,这些职位存在于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世界。这种情况通常既不会激励他奋发图强,也不会让他心怀怨恨,不会激起他对权利的渴望,也不会鼓动他要求彻底改变现状!”

不过,由于涉及到人权问题,承认受教育权是一项人权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可以在不影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情况下,开办各级免费教育。初等教育的质量通常不同于中等教育;前者的目的是传授一定数量的知识,通常需要通过死记硬背来掌握,培养法国人所谓的“主要精神”;后者旨在开展自由教育或普通文化教育。对于如何行使和享有人权清单中列出的各项自由,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都没有提供任何深入细致的培训,仅仅是间接提及而已。由于大多数教育类别都受到考试的压力,让学生接受书本或教师的权威才是重点。

自由不是许可证

当人们从注重纪律、知识灌输和权威专制转向注重自由时,人们常常忘记自由是得来不易的战利品,任何形式的自由教育都需要借助某种学科,学习鉴别个人行为产生的道德后果。与常见的观念相反,自由教育并不意味着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放任自流,而是明智地承认责任与义务。

假如这项原则成立,就意味着教师和教学地位发生改变。假如教师的作用不再限于为学生提供在考试中会用到的知识,那么详细规定的学习课程、事先规定的教学方法、检查和考试施加在教师身上的传统制约都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培养观念,而这也正是教师们乐于看到的。必须将这种培养工作提升到与其他任何自由职业的培养工作同等重要的高度。假如教师的努力方向是培养自由的人格,开展旨在争取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交流自由、信息自由和探索自由的教育,那么经过培养的教师应享有职业自由,并且应该认识到,失去责任感的自由极易沦为一纸许可。

在将人权写进教育课程之前,实现另一项改革至关重要。教育曾被用作民族主义政策的工具,这种政策给人灌输的往往是民族或种族分裂主义和优越感。即便核心课程由人文学科构成,但由于人们过度关注外部架构,所以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丧失。人权理想蕴含的共同目标,只能通过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案实现,并且,在制定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案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民族文化无不受益于所有种族和所有时代的人类文化遗产的遗泽,这种受益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程度。人权清单包含的各项自由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作为教育终极目标的人文主义,其真正的概念才能得以发展。这些自由和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培养学生掌握自由探究的方法。开展旨在争取各种自由的教育,要求我们严守纪律。套用卢梭(Rousseau)的话,人必须遵守纪律,才能享受本应属于自己的自由。

 

艾萨克·康德尔

艾萨克·康德尔  美国教育学家,比较教育领域的先驱,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进行过广泛研究。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父母是英国人。著书40余部,发表文章300余篇。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编辑,任教于母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