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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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阿兰· 马班库和他笔下流动的非洲

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在三大洲的陈年往事中寻寻觅觅,借用历史的光芒照进今天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解读殖民史?归还非洲文化遗产的意义何在?小说家在这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位刚果裔法国作家言简意赅地分析了这些问题。

阿里亚纳·普瓦索尼耶 担任采访

您往来于三个国家——刚果、法国和美国,这种安排对您有利吗?

当然有利!三大洲的文化让我有幸看到多姿多彩的世界,而且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流动的非洲”。首先是非洲大陆上的“流动非洲”。我住在刚果时结识了不少西非人,这让我认识到非洲的多样性。到了法国后,我见识了西方世界,也接触了随着殖民和移民浪潮来此定居的非洲人,这是欧洲的“流动非洲”。在美国,当我从一个新的视角回望故乡大陆,另一个“流动非洲”的影子依稀可辨,这是被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放逐的非洲。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几位作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切斯特·希姆斯(Chester Himes)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带我走进了纽约非裔美国人的世界。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发起的这场运动彻底颠覆了所谓的黑人思维方式。

这就像是把三大洲的回忆堆积在一起,而我置身其间,希望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来读懂明日的世界。明日的世界,将是各种不同文化的汇聚之地。

有人说,新自由主义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霸权,人们甚至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对它提出批评……

说实话,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听起来像是所有的批评工具都被新自由主义腐蚀殆尽了。我还不至于悲观至此。再强大的体系都不可能滴水不漏;有时我们不妨从这个体系的话语入手,通过层层解析来证明它的内里空洞无物。这时,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就随之成型。难道因为花生有壳,我就拿它没办法了吗?剥开壳之后,我会看看里面有什么,然后再吃了它。

以非洲文明为例。人们过去用西方的思维来构建非洲思想。“黑人精神”运动诞生在欧洲,发起者是在法国留学的黑人学生和加勒比学生。他们当中的一员——来自塞内加尔的诗人和政治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日后进入了法兰西学院。有谁会质疑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在其《返乡笔记》中所传达出的普世价值?又有谁能怀疑另一位马提尼克作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所展示出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力量?这些作家运用殖民体系提供给他们的工具,从内部攻击殖民体系及其恶果。

前不久,您参观了比利时非洲博物馆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说:“比利时人想要书写自己的殖民史。”您为什么这样说?

博物馆和人是一样的。人选择不同服饰是为了传达信息,其中既有符合事实的,又有遮掩真相的。比方说,有人戴了一顶假发,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很漂亮,可当你发现它是假发时,一定会失望透顶!这就像你满怀期待地进入这家博物馆,感慨于馆内布置之精美,最后却意识到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洞的表象。我在里面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找到在利奥波德二世(Léopold II)统治期间被斩断的那些手臂。

不可否认,这家(刚刚整修一新的)博物馆让部分非洲后裔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能考虑到这点,已经很不错了。法国的情况却大有不同。在那里,只要稍一提及殖民历史,人人都会跳起来,拿出茹费理(Jules Ferry)当作挡箭牌。此人确实支持对非洲进行殖民扩张,但他同时也普及了教育啊!

要是让非洲人来修建这样一家博物馆,由他们来决定馆中的一切,那么观众将会看到白人鞭打和捆绑黑人、掠夺非洲大陆财富、以劳工的生命铺就铁路的场景。参观结束后,我会在社交媒体上写下同样的话:“他们想要书写自己的殖民史。”

在被殖民者笔下,一部殖民史必定有如末日般惨绝人寰,而西方人却只会写出文明教化的情节。若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必须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然而,我们目前只能从各自的角度解读历史。

您是否认为各国应效仿法国,开始将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

我很欣赏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和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关于归还非洲文化遗产的报告(2018年11月23日提交法国总统府)。但我们不妨先等一等,看看实际情况如何。

就归还文化遗产一事,我们又要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这段殖民史?对于这些抢来的文物,法国甚至全欧洲的历史书为什么始终保持沉默?殖民者认为非洲艺术品一文不值,他们大错特错了。今天的人们在解读全球想象力时,会发现非洲是其中缺失的一章。

非洲人只是希望世人都能认识到,遭受掠夺的非洲文化元素同样是全球想象力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假如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画家们没有接触过非洲艺术,历史上就不会有这场运动的名字。在归还文化遗产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承认非洲的艺术力量。

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否占据了应得的一席之地?

非洲法语文学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甚至还不到一百年,它需要时间来成长壮大。有意思的是,非洲法语文学追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轨迹——以各种细微的维度看待世界,同时还不忘参与关于当今社会挑战的广泛讨论。

您有时会不会认为自己是非洲的代言人?

要是有这种想法,未免狂妄自大。不过,当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包括一些英语母语者开始读我的书,认同并且喜爱书中的内容时,我的确受宠若惊。他们的世界本身就有很多故事,我所做的只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作为回应。我不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代言人,这听起来有种基督教式宿命论的感觉。我更想让他们认为,我的书是大家一起写出来的。

您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律师。1989年,您拿到了奖学金,告别了家乡黑角市的平凡生活,前往法国学习法律。

我的父母希望我成为法官或是律师。南特大学录取了我,我在那里学了一年私法。后来我来到巴黎,在巴黎第九大学获得了商业和社会法研究生学位。

最终,在继续与法律打交道和写作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作家是很容易互相嫉妒的,因此他们会尽量避免竞争。但当我的父母去世之后,我真正感受到了孤身一人的滋味,从此便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留任何遗憾。

您是不是在某一天忽然对自己说“我想写作”?

我高中开始写诗,而且基本上只喜欢写诗。我当时并不知道,写作可以成为一项主业。对我来说,写作有助于缓解焦虑,消除孤独感。我是家中的独子,写作是我的告白方式,我用文字创造出一方自己的天地来对抗现实世界。

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生涯的起点,至于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将是我此生的事业的,我也说不清楚。我不停地写,打算日后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写作。就这样,通过长期的练习,我为自己今后的主要活动,同时也是情之所钟打下了基础。

在199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蓝白红》之前,您发表过四部诗集,您是怎样协调小说和诗歌的?

诗歌是少年浪漫的灵魂,是初恋的萌芽,是在笔端诉说伤情失意的时刻,也是爱上拉马丁(Lamartine)、雨果(Hugo)、维尼(Vigny)或其他浪漫派诗人的瞬间。而且,诗歌在我的祖国享有崇高的地位,我们有奇卡亚·犹坦西(Tchicaya U Tam’si)这样伟大的民族诗人。但直到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刚果作家索尼·拉伯·坦希(Sony Labou Tansi)在1979年发表了《一生,半生》,我们才真正开始认识小说。原来,除了个人痛苦之外,我们还可以描述其他事物。在小说里,思绪不再属于小说家个人,而是属于小说人物。

您的朋友,海地作家丹尼·拉费雷尔(Dany Laferrière)曾经说过,在创作这件事上,“才华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勇气”。要想创作,就必须拿出勇气来吗?

在文学作品中,唯有勇气是读者看不到的。一本小说,一部诗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皆为成品。人们全然看不到作者经受的磨难、痛苦、困窘和疲惫。假如没有勇气,假如不能坚持到底,假如不是情之所至,才华就没有任何价值。

写小说意味着要打磨每个词句,反复推敲揣摩,力求表达出作者最真切的意图。丹尼·拉费雷尔所说的勇气,是痴迷和力量的代名词——作者痴迷于美学创作,在想象的世界中用力量捍卫自己的追求。

在写作时,您会袒露内心的感受吗?

当然!写作,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胆量不顾一切地展现自我。写作不是在公园里散步,而是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脚下是坑洼、泥泞、积水和石块。没有勇气的人会穿上靴子,而作家则会赤着双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遍体鳞伤。他要完成内心的使命,他要让思想的力量喷薄而出。他做到了!

《信使》谨以本次访谈纪念5月25日世界非洲日。

延伸阅读

《信使》杂志中的诗歌

《非洲通史》

贩奴之路

阿兰·马班库

小说家、记者、诗人和学者,当代法语文学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1966年生于刚果经济首都黑角,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国和法语研究系教授文学和创意写作。2015和2016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院主持艺术创作教席,多次获得国际奖项,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2018年,他的第12部小说《鹳鸟不死》在法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