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曾打比方说，富国“仅需点击温度调节器”，就能适应不断上升的气温，而发展中国家显然面临着更严酷的挑战。那么，国际团结在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以下是作者从道德良知的角度出发，对团结一致的思考。
约翰·哈廷
面对气候变化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道德框架，也更需要在遵从道德理念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团结。
多重原因促成了这一需求。首先是形成鲜明对比的现实：一方面，当今时代面临着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安全问题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日益交织在一起的全球性挑战和重大趋势；另一方面，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和重大趋势的措施却越来越散乱无章。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2019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所传递的中心思想。
第二，也许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加强国际团结的需要源于气候变化本身的成因和影响。气候变化是业已严重分化的世界的产物，而其作用和影响加深并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分裂现象和社会脆弱性。
国家以下一级的边缘化社会团体和群体的处境也同样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和社会现实表明，许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例如，较贫穷的国家和群体更多地承受了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后果，而它们即使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其责任比起其他群体也要小得多。
同样，较贫穷的国家和群体也需要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去，而它们可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却是最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和群体不得不依靠援助来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世界上更加富裕的地区对这类援助的需求却并非十分迫切。目前，气候变化并未直接给富国造成困难，即便有，它们也能轻而易举地克服。
南非开普敦前任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这种不对称。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第166页）中指出，至少就现在而言，世界上更加富裕地区的民众只要“轻轻点击温度调节器”调节空调，就能适应不断上升的气温。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无数妇女而言，适应气候变化意味着她们要走更远的路，才能为一家老小获取洁净的饮用水。
显然，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彼此合作，才能应对气候变化，但整个世界四分五裂，弥合这些分歧的希望十分渺茫。
那么，如果有可能，我们能做些什么？显然，我们可以从三件事情着手：加深我们对团结理念的理解；消除两大障碍——人类发展和就业机会——二者经常被当作对气候变化问题置之不理的借口；论及团结时更多地关注道德原则而不是政治和社会现实。
我们来大致谈谈这三大主题，同时留意一下在关于团结概念的论述中是如何开始出现道德考量因素的。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团结就是在工会或者政界呼吁各方一致反对劳动剥削或劳动压迫。在这两种情况下，团结这个概念涉及两方面内容：对因不公平的劳工措施或政治不公正而受到伤害的人表示同情，以及从物质上或其他方面为这些受害者提供支助。
当被援引用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团结还呈现出以下含义：统一、认同、同情、支持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它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其受众和适用语境比工人运动或解放斗争更加广泛。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受害者一般都是直接受到极端天气事件（例如，洪水、飓风、旱灾和火灾）的打击，并且他们的遭遇往往十分严重且引人注目。在这类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通常会在国家之间或者国际范围内迅速调集，为受害者提供及时的帮助。
推动团结一致采取行动通常被称为“人类团结”，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身陷困厄者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不分彼此，这一点决不能被忽视。由此，我们常常把社会比作“有机体”，把整个人类比作“大家庭”。
然而，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必须彼此守望相助，必须与生态系统相互依靠，才能生存和繁荣发展，这一结论的根源在于，这些生态系统是生物圈、地球和行星系统的一部分——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演变。因此，提出地球团结、行星团结和代际团结的概念意在阐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属于同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万物休戚与共。
国际社会往往把应对气候变化视为棘手难题。各国常常表示其不能参与这一行动，因为它们首先必须确保本国人民获得摆脱贫穷的发展机会。它们还经常老调重弹，将就业机会作为借口：如果应对气候变化会置工人于不利，它们就不会参与行动。
美国正是以就业机会为借口，为其退出《巴黎协定》（COP21）之举开脱。然而，减贫和保障就业机会真的与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背道而驰吗？这正是《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所要破解的难题，报告的醒目标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
这份综合报告传递了两条核心信息。第一，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必然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让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撰写时称为千年发展目标）更加难以实现，甚至最终导致迄今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诸多成就付之东流。这则信息令人震惊，并且给“将应对气候变化搁置一旁，首先要消除世界贫穷”的论点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促进人类发展和消除贫穷刻不容缓，因此，《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传递的第二条核心信息是，人类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并非两项单独的议程。它们是同一议程的两个层面，两者密不可分，必须共同推进。
就政策和项目而言，这意味着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还要同时促进人类发展，并对这两个领域都产生积极影响。在道德方面，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变化反过来意味着不能让穷人和弱势群体掉队。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还要切实地将其当作优先要务。于是，这就要求我们巧妙而睿智地将人类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议程完全结合起来。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保障就业机会。如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牺牲工人的利益，那就与将道德作为团结基础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显而易见的是，若应对气候变化致使失业率增长，就说明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巧妙而明智地将想法落到实处。
有鉴于此，关于团结的争论需要从社会政治现实转移到伦理原则上来。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伦理原则宣言》（2017年）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在该宣言中，团结被定为指导所有决策者应对气候变化的六项道德原则之一（见第??页）。
在社会和政治现实背景下，人们经常谈论的是团结的缺乏，或者团结是多么不可能实现——说这话的人将之作为一个百试不爽的借口，好让自己不必出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伦理领域，团结在对话中被认为是一种良知和人们采取行动的灵感源泉，即，团结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个出发点，但不是采取行动的技术先决条件。
尽管与气候变化的对抗迫切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呼吁团结一致，但巨大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于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太过扩大团结的概念可能不利于国际合作，但它也许是启发和鼓励我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艰巨任务的宝贵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