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社会公正

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辩论中，人们往往把使用和发展绿色技术视为“奇迹之法”或“灵丹妙药”。然而，确保绿色技术发展的同时必须推进社会公正，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忽略。蒂亚加扬·扎亚拉曼（Thiagarajan Jayaraman）表示：“我们要着手解决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全球变暖问题，而是存在于不平等和不公正世界中的全球变暖问题，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位印度气候政策专家坚称，没有平等与公平，抑或没有和平与安全，有效遏制气候变化就无从谈起。

蒂亚加扬·扎亚拉曼 接受采访

希拉兹·希德瓦 担任采访

当前推动的绿色技术发展之举是否掩盖了遏制气候变化要注重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需求？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人们普遍认识到，如果忽视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人类就难以应对自身所要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威胁。遏制气候变化工作必须与社会公正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机构谈及这个主题时往往对“社会公正”一词轻描淡写，导致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含义并没有具体的了解，因此对“社会公正”的看法五花八门。

我认为，对社会公正的解读至少应包括建立一种能够提高、扩大和发展人类能力的制度或社会经济秩序。

显然，我们不能一边大谈特谈拯救人类，一边却又讨论如何容忍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不公正现象。然而，现实情况是，政治阶层中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尤其是环保主义者，他们辩称这一点极为重要，其他一切必须统统为此让路。例如，他们认为应关闭存在污染问题的工厂，却不考虑工厂员工今后的生活是否无虞。这类问题使平等和公正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那么，在发展绿色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您如何避开这些社会不平等的陷阱？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涉及气候行动的方方面面，要想解决，实无捷径。我们假装若无其事不过是自欺欺人。适应气候变化，认识气候脆弱性或者为适应气候变化以某种方式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这些言辞不过是陈词滥调，同之前谈及消除贫穷就会提到可持续生计如出一辙，只是稍加变动罢了。这样的言论似乎对消除贫困没有多大帮助。要确保气候行动涵盖社会公平，目前没有捷径可循。同其他所有发展议程一样，建立公平和公正的世界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在气候问题上同样没有例外，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

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关于全球升温1.5℃的特别报告”后，就出现了一种力图主张全球升温1.5℃乃自然所赐公平的言论趋势，最近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我认为这完全是谬论——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就好像让全球气温平均升高1.5℃，就可以彻底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和发展……也就是说，所有不公正问题追根溯源都是环境造成的，这种说法显然荒谬至极。

政界人士意识到气候变化威胁及其波及范围之广，一直试图说服企业支持绿色产业，他们称这些产业将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和企业的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吗？

放任纵容企业发展并寄望它们出于对气候变化和社会公正的考虑而作出正确选择，此举如今已蔚然成风。但是，这种策略注定以失败告终。

发达国家的气候谈判已然陷入僵局，它们一直纠结于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问题，为何不能强制要求一些产业实现某些目标？国家必须出台更严格的规章条例，或者强制要求这些产业缴纳罚款，而这一点似乎未被列入议程。通过对企业恩威并施从而说服其遵守道德约束或者采取正当措施，这样的想法似乎有点滑稽可笑。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会奏效，经济学可不是那么回事。壳牌和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在表面上客套地作出投资绿色技术的姿态后，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未有改变。

我认为需要制定一项双管齐下的全球技术战略：一方面，大力推动发达国家迅速转向采用绿色技术，目前这项工作的进展还不够快。例如，许多发达国家仍在考虑用天然气来代替煤炭，而不是改用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煤都是化石燃料。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适度跨越发展，但须以睿智方式推进。不能指望这些国家一夜之间从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生物物质时代一下子跃入最先进的太阳能时代。一个经济体要在能源利用和效率方面迈上全新的台阶，决不仅仅是“有志者，事竟成”那么简单，个中情况要复杂得多。

为遏制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是否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上述跨越？

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谓严重地参差不齐。一旦有机会，发达国家便会不乏热情地向发展中国家分享它们的技术，电动车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发达国家追求“非黑即白”的解决方案，但这往往行不通。例如，它们希望印度不要投资煤炭。依我之见，发达国家如果自身都无法实现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并且实际上只能实现煤炭向燃气的转变，那么它们又凭什么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到这一点呢？

为什么发达国家在运输部门改革方面行动如此迟缓？为什么发达国家不像印度和中国等国家那样大力推广电动出行？中国有些城市（比如，深圳）已经全面使用电动交通工具。西方国家却无一如此。抛开电动出行的话题——即便是最严格的排放标准，欧盟也推迟了几年才得以出台。发达国家的运输部门在改革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

在许多其他部门，气候科学家强调的紧迫性并未转化为政策，同时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气候行动。发达国家甚至在自身的官方文件中明确表示，按照目前的推进速度，它们很难实现本国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这一点在气候政策领域却几乎没有真正地激起任何公愤。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各种后果，同时还造成了移民增加等间接后果，这些都会影响富裕国家的发展。您觉得减少移民等利己主义举措会激励富裕国家支持实现社会公正吗？

利己主义举措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利于全球秩序稳定的利己主义举措；另一种是有利于本国的利己主义举措。然而就美国而言，甚至连关乎其自身生活条件的利己主义举措都不见踪影，这令人感到遗憾。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纬度越高的地区升温速度越快，这会导致风暴活动频频发生。这种现象在加拿大、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尤为常见。这些国家（也许不包括欧盟，它不属于同一个阵营）很少提到其本国亟需适应气候变化，而事实上它们理应如此行事。澳大利亚目前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负担沉重，那里的森林火灾对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适应气候变化应是第三世界、而非它们（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这种观点在某些政策讨论中大行其道，令人唏嘘。事实上，如果海平面温度上升1.5℃到2℃，从受影响人口数量的角度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北美地区受影响人口的绝对数量最为庞大，甚至超过了岛屿国家受影响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利己主义举措会驱使发达世界本身忧心人类生活环境条件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我相信，欧洲各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领会到了这一点，不过似乎还没有因此改变其所有行为。但我认为，在许多其他的地方，这种领会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

这种新的思维浪潮将一切移民问题和冲突都归咎于气候变化或环境条件，其中一些似乎是在激励发达国家采取利己主义举措，但这仅仅是从全球安全角度来看。然而，与移民有很大关系的战争或武装冲突多半是社会和政治条件所致，而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推动的结果。例如，北美移民之所以流入欧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剧烈动荡，提供某些基本福利的政权被推翻，因此成千上万的人们只能被迫逃离，然而，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毫无道理。

建立和平和安全的世界是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先决条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采取了有效的气候行动就能拥有和平和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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