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爆发#MeToo运动两年后，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5年之际，海伦·潘克赫斯特点评了女权主义运动近百年来的起伏跌宕。同时，这位社会活动家兼作家还记述了其曾祖母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祖母西尔维亚发挥的作用——她们领导的争取妇女参政运动在20世纪初帮助英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海伦·潘克赫斯特
一百年前，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倡导者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代表权，她们的抗争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遥远，甚至依然令人感同身受。在世界各地都回荡着一个声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些斗争，而我的曾祖母曾在这些斗争中身先士卒。数以百万计的女权主义者如今再次走上街头，挑战公然施行倒退政策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全世界的女性仍在努力争取平等。为什么按照目前的速度，我们要等到2069年才能在英国彻底消除性别工资差距？为什么在2015年有11%的妇女因怀孕而失业？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有三分之一的妇女遭受过肢体暴力或性暴力？
在争取妇女权利方面，每个国家的道路都不相同。然而跨越时间与空间，对于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妇女而言，她们的经历却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仍是当代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甚至渗透到身份认同、文化、宗教，乃至权力。
如同百年前一样，今天的人们围绕一个热门问题又团结在一起。“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主要是通过#MeToo运动来反对职场暴力。#MeToo运动于2017年10月在美国兴起后，继续在世界各地不断产生回响，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名称，例如，在日本被称为#WatashiMo，到了法国是#BalanceTonPorc。
从各国乃至全球，个体大胆发声，挑战歧视性的社会规范，人们的应对方式也已发生结构性的变革，这是非常重要的。经过多年努力，国际劳工组织（ILO）终于在2019年6月通过了《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公约》。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这部公约获得批准。
总体说来，“浪潮”体现了人们团结一致，共同挑战现状，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其中，一致要求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实现变革。“浪潮”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带动了政策改革。
用浪潮来比喻女权主义是运动开始后才出现的。一直以来，人们试图通过这种简单的说法来解释社会能量和优先次序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社交媒体既是压迫民众的桎梏，同时也是实现解放的手段，利用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第四次浪潮的显著特征。当前这次浪潮敏锐地意识到——事实上，其定义就来源于人们不太了解妇女还可以获得哪些政治地位，但是确切地知道妇女会享有怎样的特权和受到怎样的伤害。
金伯莱·克兰肖创造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个词，促使人们注意到除性别之外的其他种种差异，例如，年龄、生育状况、阶层、肤色、性取向和能力等。
女性领导人还把女权主义思想带到了其他运动中，例如，在这次浪潮中，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国内发起的全球性激进社会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发起的环保运动。
全球妇女运动与两个日子一脉相承。一个是10月11日的国际女童日，每年都在提醒公众关注女童面临的特殊困境，促使公众认识到在任何政策或决定中，女童的呼声都是最微弱的，就连关乎女童切身实际的政策或决定也不例外。
对于全球女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段日子是11月25日至12月10日，这就是“消除性别暴力16日行动”。 这场运动既凸显了现有的问题，同时也表明，反对以各种形式的性虐待为代表的性别暴力，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女权主义运动总是抓住性别暴力问题不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妇女缺乏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
妇女早在几百年前就提出过多项要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此基础上兴起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要求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此外，这次浪潮还推动了以妇女为核心的其他运动，例如，废奴运动。这场运动也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关于性行为的双重标准、贩运和暴力侵害妇女、禁酒（反酗酒运动）以及妇女领导的反殖民和反战抗议活动。然而在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当属争取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运动。在当时，选举权被视为实现一切变革的关键。
这第一场斗争在英国极为艰难。1903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我的曾祖母艾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她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并一直都是象征妇女抵抗强权的全球代表人物。
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拥护者拒绝接受现状，要求赋予妇女选举权。当时执政的自由党试图镇压该运动，激进分子便以战斗精神还以颜色。在这场运动中，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其中主要是妇女；但运动也造成财产损失，而且有数千人被捕。此外，绝食抗议者被强行灌食，还有人为坚持事业而献身。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艾米琳的勇气和决心以及她对于性别平等的憧憬，始终激励着人们。但即便是对于拥护者来说，艾米琳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艾米琳的三个女儿都参加这场运动，她的二女儿西尔维亚（1882-1960年）是我的祖母。西尔维亚越来越看不惯母亲领导这场运动的方式，反对她的专制决策，反对她只关注富裕阶层的妇女，甚至反对她的激进好战。西尔维亚还认为，在争取选举权的同时，必须想方设法帮助劳工阶层的妇女减轻繁重的日常负担。
此外，西尔维亚主张实行普选——当时，劳工阶层的许多男性也没有选举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西尔维亚是一名直言不讳的和平主义者。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这便成为她投身的第二项事业。她搬去了埃塞俄比亚，后来在当地去世，身后享有国葬哀荣。
从我们家族的意见分歧可以看出，政治可能是具有强烈的个人倾向的，这也是留在妇女权利发展史上的一道裂痕。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着眼于经济权利，例如，要求同工同酬、反对迫使女性从事底薪工作的性别等级制度。30年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追求性自由和崇尚个人选择成为第三次浪潮的特征。在此期间，政府和政府内部对于解决性别问题作出了更多承诺。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就是在这期间召开的。
潘克赫斯特家族历来不乏杰出的女性，她们对于我这名21世纪的女性又有哪些影响呢？毫无疑问，我必须考虑家族内部的意见分歧；此外，我是在埃塞俄比亚长大的；这都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1992年，我在自己的论文基础上写了一本关于埃塞俄比亚妇女的书，名为《性别、发展和身份》。
去年，我开始研究英国妇女的历史，撰写了《要行动，不要空谈：漫谈妇女权利的过去和现在》，在书中，我分析了近百年来的女性发展史，并引发了国内外读者的多次讨论。
女权主义是我与生俱来的，我也深深理解通过游行团结一致，实现目标的强大力量。长久以来，借助国际妇女节和妇女大游行活动来彰显全球女权主义思想（特别是在伦敦）是我每年最重要的工作。
今年3月8日，我将以前辈们为榜样，继续走向街头，高举旗帜，无论我身在何方，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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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Changing the Future for Women in Greater Manchester、Karl Mancini photograp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