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由男性主导的声音环境中，妇女要想为自己开拓一片天地，向来困难重重。然而，自电台广播诞生之初，妇女便作为忠实听众，在打造其历史和内容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克里斯汀·斯科格
201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网站上报道了塞迪卡·谢尔扎伊（Sediqa Sherzai）的故事。谢尔扎伊于2008年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创办了由妇女运营的罗沙尼广播电台，旨在促进保障妇女权利。尽管面临种种死亡威胁和与战争相关的其他挑战，该电台至今仍在进行广播。其中，听众来电直播节目为妇女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提出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空间和公共平台。当下，妇女与电台广播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而罗沙尼广播电台正是极有说服力的范例。
20世纪20年代，电台广播进入千家万户，在由男性主导的公共声音环境中，妇女获得了一个发表言论的空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象征性的。电台广播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搭起了桥梁，将它们联结起来，也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电台广播以其特有的方式，为身为家庭主妇、工人、消费者和公民的妇女提供了交谈的平台。在许多国家，电台广播进入家庭的时间与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时间也不谋而合。
今天，探讨妇女与电台广播这一主题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关于阿根廷、澳大利亚、德国、瑞典、土耳其、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具体国家背景的研究已将妇女和性别问题重新写入了广播史。它们揭示了妇女在广播领域曾被边缘化且经常“被隐藏”的过去，她们的生活和工作或被遗忘，或遭忽视。这些研究记录了妇女广播节目制作的重要发展历程，包括修改“妇女权益”这一有争议的术语的定义，还突出强调了广播内外围绕妇女意见的各项辩论。这些历史共同指明了电台广播在妇女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促进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
无论是以播音员还是听众身份，妇女都在电台的总体发展和广播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节目形式和类型，比如剧集和脱口秀，原本都是针对妇女听众而构思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商业广播占主导地位，当时，妇女作为消费者，地位十分重要，并且成为广告商和赞助商的目标群体。
自此，日间广播开始具有“女性化”特征，并且很快，广播肥皂剧就因利润丰厚而风靡一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学教授、美国广播专家米歇尔·希尔姆斯（Michele Hilmes）认为，日间广播剧集的性别特质很快促使其为妇女提供了一个空间。希尔姆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电台之声：1922年至1952年的美国广播》一书中写道，广播剧集“趁着日间时段”，探讨并正视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困扰美国妇女的种种问题和担忧。
从杂志风格的节目形式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趋势。《妇女时间》由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于1946年推出，它是英国第一档专门面向妇女的广播节目。“家务管理”和“儿童保育”等专题很快就被妇女面临的政治和公民身份等棘手问题所取代。此外，一些敏感或受到忌讳的话题（例如，更年期和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很早就已进入探讨范畴。
妇女也为社会纪录片等新节目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英国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兼播音员奥利弗·沙普利（Olive Shapley）（1910-1999年）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她于1934年入职，之后前往曼彻斯特，制作了一档针对英国广播公司北部地区听众的节目——《儿童时间》。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英国许多地区陷入了贫困，这种情况在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地区尤为明显。沙普利充分利用了流动录音车，从而得以在该地区走街串巷，到人们家里、街头或工作场所进行采访。她制作的纪录节目无论在技术上还是题材上均具有首创性。她后来表示，她的目的是让“现实生活中的人吐露心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沙普利制作了一档节目——《矿工的妻子》，探讨两个采矿村村民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村庄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达勒姆郡，另一个位于法国贝蒂讷附近。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节目被翻译并由英国广播公司法语台进行了重播。
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第一批战地女记者。美国电台记者贝蒂·沃森（Betty Wason）（1912-2001年）代表Transradio新闻社（一家向各广播电台提供新闻的通讯社）率先前往欧洲。1938年纳粹接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时，她在布拉格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了现场报道。
随后，沃森受雇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现在的CBS），报道纳粹入侵挪威的情况，后来便常驻希腊。然而，这位先驱记者却被要求找一位男士来播报她的新闻稿。当时，人们认为女性的声音不适合播报严肃事件。她回忆道，“他们说妇女不具有足够的权威和知识，无法处理这些严肃主题”。
另一位广播先驱是奥黛丽·罗素（Audrey Russell）（1906-1989年）。她是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为战事报道和采访撰稿。罗素关注战争期间平民的经历，例如德国对多佛尔和福克斯通的远程炮击的影响，以及一枚V-2火箭的杀伤力。然而，作为女性，她无法深入前线进行报道——这是其男性同行的专属权利。尽管障碍重重，沃森和罗素都成为向男性主导的领域发起挑战的重要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广播节目不但在提高国内士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被用作海外宣传的工具。例如，美国电台广播宣传节目主要针对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橡胶和石油等资源对美国的战争行动至关重要）的听众，目的是与那边的人民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对抗纳粹在拉丁美洲的宣传。研究表明，这些节目尤其重视拉丁美洲的妇女听众，因为她们被视为家庭价值观的核心所在。
战后，广播可以团结各国妇女这一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妇女是1951年创建国际广播界妇女协会（1957年其英文缩写名称中增加了代表电视的“T”）的推动力。国际广播电视界妇女协会今日依然存在，其创建目的是联合妇女播音员以分享想法和信息，从而促进和平。该协会由荷兰女权主义者、经济历史学家和广播电台播音员维乐敏（莉莲）亨德里卡·波斯蒂默斯·范德古特（Willemijn (Lilian) Hendrika Posthumus-van der Goot）（1897-1989年）发起，现在已发展为一个拥有54个成员国的全球性网络，关注性别平等，并致力于让妇女在媒体和通信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妇女广播节目的发展往往与女权主义运动密切相关。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妇女时间》曾与英国的几个妇女团体保持联系，而国际广播电视界妇女协会在其成立初期也通过国际妇女理事会（ICW）与国际妇女运动紧密相连。
这些早期的例子可能并没有将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不过它们在许多方面显然推崇“女权主义”。2014年世界广播日庆祝了妇女加入广播领域以及妇女拥有更多权能，但也提醒着人们，性别平等仍然是媒体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然而，有几个例子表明广播中的妇女激进主义具有明确的女权主义议程。挪威的radiOrakel于1982年10月在奥斯陆成立，它宣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家女权主义广播电台，人们如今可通过调频和互联网流媒体收听其节目。该电台的使命是对妇女进行广播新闻和音响工程等领域的培训，并积极支持妇女成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此外，radiOrakel还规定本台广播中的音乐至少要有一半是由妇女创作或演奏的。
社区广播电台也为增强妇女权能提供了重要空间。社区广播是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以外的第三种选择，因此经常被描述为“第三种”电台广播模式，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社区广播电台由志愿者运营，为一些特定的、经常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当地社区服务。英国桑德兰大学广播和参与学副教授卡洛琳·米切尔（Caroline Mitchell）是成立于1992年的英国首家妇女广播电台Fem FM的联合创始人。她评论说，社区广播“为妇女担任代表、参与事务和进行反抗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种对妇女播音员和妇女听众所扮演角色的重新诠释使人们对电台广播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尽管2019年阿富汗的罗沙尼电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系列广播节目与如今的挪威radiOrakel大有不同，但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媒体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为、并一直是供妇女表达意见的强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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