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白夜同行

灾难发生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是急切称颂或批评，而是回到个体，回到真切的情感表达和对灾难的反思。人类需要学会敬畏未知，善待生命，远离偏见和非黑即白的判断。如此，疫情后的世界或许能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宽容。

翟永明
以作品获得多个国际奖项的女诗人，已出版了十多本诗选集和八本散文集，并已被译成多种语言

诗歌为人类灵魂之问

从80年代写《女人》开始，我所写的诗歌大都与现实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写作只是在疫情期间的一时兴起刷存在感，而是真实地表述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和体会。因为作家的写作是需要沉淀的，诗歌不是喊口号。

作为最纯粹特殊的语言，诗歌创作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它需要包含民众在灾难期间的痛苦和坚韧，提出问题和启发思考。

诗人应参与到建立良好社会形态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活动中；回避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不能将思考转化成好的文学语言的文学家是不及格的。

女性创作应超越自我

女性面对灾难，在种种挣扎和冲击中往往表现出不畏不惧、挺身而出、参与其中的精神，给大众指引和希望。此次疫情中，一位叫邓歌的年轻女性，在武汉封城后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天使小分队”，每天为医院运输物资，救助流浪汉，帮助病人解决医院床位，创办志愿者食堂，为医护人员送去温暖。这一切都是她的个人意愿，且是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和压力。我为她感到骄傲。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武汉本地的女性，不为人知默默做着志愿者的具体事情。

而女性写作，它也不是过时的主题，它是当代的主题。比如，这次疫情中，来自医护一线的女诗人弱水吟，她关于医护人员真实状态的诗歌，被大量人群转发和点赞。她的写作是不可替代的，她用自己的创作展现诗歌应有的品质，有点像战地记者，只有在前线才能近距离反映和观察前线的所有状态。事实上，女性已经在“国家、历史、战争”这样公共事物的范围里发挥着作用。当然，这是艰难和稀少的。女性想做一件过去是男性做的事，比如研究思想史，必得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证明性别不是自己的短板。

女性写作不是生理写作，而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不对男性语言和思维亦趋亦从。女性的声音，是一个独具创造性、独立于既有审美体系的文学标准，而不是男性语言的填空和补充。

必定有一类女作家真正能够超越性别的束缚，在我看来，就是不惧任何标签附体，在黑暗之中仍能心存光亮与温暖。这如同在白夜中行走。虽然这条路还很漫长，但是，已有很多的年轻女作家正在坚定前行。

疫情令我们敬畏未知

疫情使安全与自由的全球美好前景蒙上了阴影，我们将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对未来的迷茫之中，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先知来为我们指明方向。我们会通过这次疫情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宽容吗？

为此，我们需要远离偏见，远离非黑即白的判断，远离对各种对不了解的事物加以鞭挞的习惯。这个世界经过疫情应该去掉更多的戾气，对不同国度不同的人民，包括不同的物种，多一点善意。世事无常，人类无论怎样追寻高科技以改造世界，但自然界，自有其另一种运作模式，那是人类无法战胜的。我们只能更加敬畏未知的领域，善待地球上所有的一切物种和生命。

拓展阅读：

《城邦核心的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7年7-9月刊

《当诗歌比炸弹更大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1年7-9月刊

《文字的解放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97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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