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爱的电视节目是如何评价我们的

对影视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产生认同感，这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自己与他人心意相通，或是在身处逆境时找到快乐、意义和慰藉，但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当这种现象有助于消除针对边缘群体的偏见时，它便是一种正能量。

达拉·格林伍德（Dara Greenwood）
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州瓦萨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研究内容是媒体参与所引发的社会及情感影响。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许多人开始观看熟悉或有趣的电视节目，希望通过这种消遣方式来缓解全球疫情给日常生活造成的不安全感和隔绝孤立感。对于媒体的“消费”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们想要被逗乐或是逃避个人压力、打破沉闷、摆脱孤独——无论多么短暂。

然而，除了能够带我们逃离日常生活之外，电视节目和其中的角色还另有深意。事实上，研究发现，我们最爱的节目和角色往往投射出我们自身的某些基本特征。而且，我们与它们开展互动的特定方式还关系到我们的心理健康。

我们最爱的节目和人物往往投射出我们自身的某些基本特征

在观看节目时，我们是不是通常极为投入，或者会与其中角色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系？这种与媒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非是随机形成、无关紧要的，而是有意义的，从中可以窥见我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和倾向。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的所见所闻影响着自身的思想、情绪和行为。

心理学家研究了促使人们接受娱乐媒体的两个重要心理动机——叙事传输和拟社会人际互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梅兰妮·格林（Melanie Green）和蒂莫西·布洛克（Timothy Brock）在2000年提出了叙事传输概念，这是指人们沉浸在某个故事中的过程，其中包括对于角色的认同。在完成叙事传输的同时可能会产生其他愉悦体验，其中之一是通过扩展自我意识将角色的经验和观点收为己有。

拟社会人际互动是指人们逐渐“了解”媒体节目中的角色，进而与之发展出想象中的友谊。人类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社会学家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在1956年首创了“拟社会人际互动”一词，用以形容观众与脱口秀主持人等媒体名人之间的关系。此后，这种虚拟关系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界媒体名流——既有真实的人物，也有虚构的角色，其中包括运动员、音乐家、政治人物、影视明星，以及社交媒体红人和YouTube主播。

补偿负面情绪

我们与媒体开展互动的倾向各有不同。有一些人更容易对电视节目产生共鸣，也更容易与其中角色建立联系。我在研究中发现，在叙事传输能力方面得分更高、产生的拟社会人际关系更加紧密的那些人，往往存在情绪方面的弱点，例如，难以控制冲动或是为人际关系感到焦虑。他们观看媒体节目，不仅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在现实生活中所关注的事物，还可能是对负面情绪的一种补偿。

在媒体环境日益多元化的时代，网飞（Netflix）等流媒体平台可以提供“玩世不恭的电视喜剧”“亚洲动漫”“战争剧和政治剧”或“根据书籍改编的电视节目”等各色内容，所谓体裁，如今代表的只是无限多种品类的丰富集合。

不过，假如考虑到体裁的广泛性，就会发现我们的性格与媒体偏好之间存在某种共性。例如，丹麦恐怖片研究者兼作家马蒂亚斯·克拉森（Mathias Clasen）在2020年研究发现，乐于寻求感官刺激的人，更有可能观看惊悚片或恐怖片；而有着较高的“情感需求”（接近或回避情绪诱发情境的动机），并且不回避强烈情感的人，则更有可能观看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作品。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格雷戈里·马约（Gregory Maio）和维多利亚·埃西斯（Victoria Esses）在2001年率先对这种现象开展了研究。

有些媒体口味不仅体现出个人特征，还可能代表某种文化特征。此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观看浪漫主题的媒体节目，这可能反映出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以及女性主角的增多。而另一方面，出于类似的原因，男性更有可能观看涉及暴力的媒体节目。

是因还是果？

除性别因素之外，攻击倾向较强的人往往也会观看较为暴力的媒体节目。我在研究中发现，好斗和狡诈的性格特征会让反英雄类影视节目和其中的角色更有亲和力，例如2016年动作喜剧片《死侍》中既毒舌又暴力的同名角色，以及美国电视连续剧《绝命毒师》中的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他由原本温良的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了制造冰毒的邪恶毒枭。我还发现，身材焦虑日益严重的年轻女性对于自己喜爱的女性角色有着更多“一厢情愿的认同”。

以上这些研究大多彼此相关，这就意味着我们很难理清因果顺序——究竟是媒体影响了个人，还是个人塑造了媒体？不过，一项实验性纵向研究发现，媒体与个人其实互为因果。心理学家琳达·布斯罗伊德（Lynda Boothryd）对尼加拉瓜七个村庄的村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2016年），她发现人们在电视上或印刷品上欣赏玲珑有致的完美身材与人们日益追求苗条的身材有关——无论是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还是在受到影响之后作出的第一反应。

进入虚构世界并与虚幻角色建立联系，这听起来或许匪夷所思，但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这两个过程是人类从替代性经验中获得意义（以及与自己喜欢的人或是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亲密联系）的进化能力的自然延展。

人类毕竟是通过观察与合作才学会了如何顺应社会发展。而重要的是，观众与媒体之间的这种情感互动得到娱乐业的大力推动。正如文化人类学家约翰·考伊（John Caughey）指出的那样，“假如观众无动于衷，那才奇怪呢”。

消除偏见

叙事传输和拟社会人际互动对于社会边缘群体的裨益不容忽视。社会心理学家苏哈德·穆拉尔（Sohad Murrar）和马库斯·布劳尔（Markus Brauer）研究发现，观看“多样化且有共鸣的”阿拉伯/穆斯林角色担纲主演的情景喜剧，可以减少美国非穆斯林白人观众的偏见，特别是在他们认同目标角色的情况下。

认同目标角色有助于消除偏见

无独有偶，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布拉德利·J. 邦德（Bradley J. Bond）2020年研究发现，在观看英国电视连续剧《同志亦凡人》并与剧中形形色色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LGBTQ）有了长时间的“拟社会接触”之后，异性恋观众会减少对于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变化尤为明显的是研究开始阶段在性取向问题上抱有严重偏见的观众。一旦将影视剧中的某个角色视为“朋友”，观众自然会认为他或她理应得到公平对待。此外，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呈现出多样化和积极向上的风貌，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健康也会产生有力的影响。

对于特定节目的喜爱还可以拓宽人们的社会视野。面对疫情，我的应对策略之一是让自己进入《异乡人》的虚构世界。这是一部穿越时空的浪漫/冒险剧集，讲述了一名二战时期的护士穿越时空回到了18世纪的苏格兰。我显然来晚了——这部2014年开播，目前尚未完结的电视连续剧拥有大批粉丝，其中部分是戴安娜·加瓦尔东（Diana Gabaldon）原著系列小说的粉丝。

《异乡人》的一些粉丝甚至为剧中明星支持的慈善机构筹集了数十万美元，由此可见利他行为的潜力以及对于角色或演员的情感依恋产生的力量。

人们的媒体习惯通过多种模式不同程度地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人们与媒体的互动，其复杂程度在很多方面丝毫不亚于现实中的经历与人际关系。

拓展阅读：

《杰伊纳布·巴达维：“我的归化公民身份是一种优势”》，英籍苏丹裔电视记者访谈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8年1-3月

《迪亚·汗：他们选择举起枪炮，我选择拿起摄像机》，挪威纪录片导演兼社会活动家访谈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7年10-12月

《虚构故事与预防之道》，《新信使》，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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