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克服偏见

人们对非洲难民普遍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比如认为他们全都有前往欧洲、北美或是澳大拉西亚的打算，比如东道国社会向来敌视外来移民，又比如难民势必会与东道国公民争夺本已稀缺的工作机会。大部分这些观点已经被实地研究的结果所驳斥。

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
英国牛津大学被迫移徙和国际事务教授

当今世界有8240多万人因为遭遇迫害、军事冲突和其他危机而流离失所，其中包括2600万逃亡国外的难民，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情况。然而，在庇护和移民问题日益政治化的背景下，不管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的难民都越来约难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造成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虚假消息。媒体和政客将难民描述成东道社区无法摆脱的负担，这有时会扭曲公众的认知。

我的近著《难民的财富：流离失所者的经济建设之道》（The Wealth of Refugees: How Displaced People Can Build Economies）于2021年出版，我在书中主张采用循证的方法来制定难民政策。根据在东非开展的广泛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其中一项是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难民营及城市中对16000多名难民和东道社区居民开展的原始调查——我提出假如能够实施包容性政策，难民就有可能成为并被视为东道社区的贡献者。我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关于非洲难民的五个常见误区。

流动性：“所有非洲难民都将涌入欧洲”

富裕国家的民众普遍认为所有难民都想去欧洲、北美或是澳大拉西亚。但难民的实际流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中低收入国家接收了86%的难民，且主要的难民国十有八九都属于全球南方。

诚然，移居富裕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存在的。但许多人也承认，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例如在亚的斯亚贝巴，超过95%的难民希望前往第三国，但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明白这在近期内大概无法实现。

在肯尼亚，有大批难民会在一年当中改变居住地点，但这种流动基本局限在国内。出境的难民大多数是前往东非邻国乌干达，或是通过归国或重新安置等有组织的迁移安排完成跨境流动。只有极少部分难民（平均每年远低于1%）实现了前往欧洲或其他富裕国家的跨区域流动。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难民不仅现在是、而且今后仍将由他们所在地周边的中低收入国家接纳。

社会凝聚力：“东道社区必然敌视外来难民”

人们普遍认为，东道社区必然会将难民视为一种负担。其实，若政策得当，人们有时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难民。在一些偏远的边境地区，难民和人道主义组织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增加工作岗位和形成市场的途径。例如，对肯尼亚的图尔卡纳社区来说，设在当地的卡库马难民营为社区居民的木柴和牲畜提供了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让学校和诊所得以建立起来。

在几个作为研究重点的国家，我们发现东道社区最看重的是经济互动的质量。因难民的出现而获得经济利益的人对于难民的态度往往也是最积极的。我们还注意到，相互接触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水平越高，东道社区的态度也就越积极，二者相辅相成，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显著。此外，大多数人都会与家人和邻居保持统一，用相似的态度对待难民，可见这种态度是在小圈子里形成的。

这就意味着，东道社区可能会欢迎难民的到来，并且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来促进包容。简而言之，难民政策也应为东道社区提供支持，帮助建立起难民和东道主之间的友好关系。

工作权：“东道国会因允许难民就业而蒙受损失”

国际难民法和人权法规定，难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其中就包括工作权和行动自由。然而，收容难民的许多国家却认为允许难民就业会导致他们与东道社区之间关系紧张，从而对这些权利横加限制。结果，身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难民不得不在难民营中滞留多年，始终得不到就业机会。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难民的权利和福祉，还可能对东道国造成负面影响。

在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难民就业和自主选择居住地，乌干达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做法为难民带来了很多好处。乌干达境内的难民收入比邻国肯尼亚境内的难民高出16%。

有一些证据表明，上述政策惠及的不仅是难民，更有东道国的公民。例如，我们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现，约有21%的难民家庭经营着一家至少有一名雇员的企业，而这些雇员当中有40%是乌干达本国人。许多乌干达人认为，难民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企业主为经济作出了贡献。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促进难民的工作权利和就业机会并给予激励，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城市与难民营：“难民在城市里一定比在难民营里过得更好”

大多数难民目前都生活在城市里，广泛的全球城市化趋势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当地绝大多数登记在册的难民都生活在类似难民营的环境里。负责难民事务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肯尼亚难民只有16%住在首都内罗毕，乌干达难民只有6%住在首都坎帕拉，埃塞俄比亚难民只有4%生活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种城乡分布模式反映出政府的限制措施、援助与就业的相对可得性，以及难民的某些偏好。

生活在城市和难民营中的群体构成通常是不同的。年长者和男性往往住在城市，年轻人和女性则住在难民营。有些难民家庭可能会各奔东西，有工作能力的人迁往城市，需要援助或负责照料的人则留在难民营里。

我们在东非的研究有三个重大发现。第一，生活在城市里的难民挣得更多，拥有更多，工作机会也更多；但与生活在类似难民营环境里的人相比，这部分人未必更快乐、更健康、吃得更好。第二，农村东道社区对于难民的态度通常比城市社区的态度更加积极。第三，在难民营和城市之间存在临时和永久性的双向流动。

这就意味着，对于难民来说，居住在城市或农村本质上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两种选择都受到一定限制，各有好坏。难民政策应该着眼于在城市和农村两种环境下帮助难民获得更多权利。

政治：“援助难民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

保护和援助难民经常被视作纯粹的人道主义行动。诚然，国际法和宣传工作在促进难民保护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难民援助问题有着复杂且往往模糊的政治背景。

即便是那些最进步和最慷慨的难民收容国，我们在分析其动机时也可以明显看到难民权利背后的政治意图。例如，乌干达广受赞誉的自力更生政策，需要结合该国的历史或政治背景去理解。这项政策由来已久，是在历届总统的支持下逐步形成的，绝非最近的创举。

这就意味着，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该了解难民保护工作的政治背景。要在不同国家促进难民的权利，不能仅仅靠宣传，而是需要采用不同的工作策略和激励方法。

拓展阅读：

移民、难民还是流离失所者？

移民身份的诺贝尔奖得主彬彬济济

《移徙的非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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