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来教育

1993年，教科文组织组建了独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由雅克•德洛尔出任主席，委员和顾问则来自世界各主要地区。其任务是引领创新思考，探讨教育该如何让明天的公民做好应对未来挑战的准备。该委员会于1996年（教科文组织50周年）完成使命。

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
前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1985至1995年间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他已发表的著作有《新型欧洲合唱团》（1992）和《我们的欧洲：法兰西与欧洲未来》（1994）。

身处21世纪前夜的人们，正在紧张思考和讨论人类社会的未来问题。尽管知识的增长，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未来人类的进步带来了希望，各种重大事件却在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我们，当代世界是多么容易偏离航向，遭际危险，有时还是极端的危险，又是多么容易引发冲突与战争。

作为我们时代特征的各民族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正在日益发展，为规模空前的国际合作提供着机会。但是，这一全球意识的出现，同时也暴露出了困扰我们世界的种种差异的程度，问题的复杂，以及还有多少威胁存在，它们时时都有可能危及我们人类现有的成就。

人们由之而正在对教育提出种种重大的要求，因为教育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那么地生死攸关。认为教育乃是塑造未来，或者用比较朴素的话来说，是因势利导，力避失误地带领我们进入未来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种思想正在日益流行起来。那么，今日之教育正在为培养造就积极进取的未来公民方面干些什么呢？

教科文组织首开其端，起意用其了解的国际经验去对这一问题施加影响。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先生要我出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主席，“研究和反映教育在未来岁月所面临的挑战，并以报告形式提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好为决策者和高层官员提供行动日程”。

根据委员会的这一职权范围，以下问题成了我们的出发点：“教育如何才能在为21世纪培养个人和改造社会的进程中起到能动和积极的作用? ”而这是在以埃德加•富尔为主席的另一个委员会也曾公布过一个至今依然是关注中心的报告之后——其标题意味深长，叫《学会做人》——时光已过去了大约20年。

四个关键问题

委员会竭尽全力于把思想集中到由全球化起主导作用的未来岁月上，竭尽全力于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制定出某些既适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又适用于全球范围的广泛的原则性指导方针。我在这里想考察四个问题，我认为那都是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体制要能通过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三重功能而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人人都期盼着教育能对建设一支合格的有创造性的劳动大军助一臂之力，以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并参与作为我们经济的推动力的“智能革命”。同时，人人——无论南方北方，均相类似——又都期盼着教育能采用那样一种方式去推进知识的增长，以使经济的发展与负责任地管理和使用物质和人类环境携手并进。最后，假如教育不能造就植根于其自身文化而同时又对其他文化开放并对社会的进步承担义务的公民，则教育也就没有完成其使命。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教育体制适应社会新趋势的能力。这促使我们提出了教育的一个根本任务，那就是必须为变化作准备，尽管与日俱增的不安全因素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定。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教育体制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国家的任务与责任，它的某些权力向联邦当局和地方当局的转移，国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之间有待达成的平衡——都只是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更何况各个国家的情况还各不相同。

第四个问题是，对他人开放和彼此理解的准则——一言以蔽之，和平准则——的传播问题。教育有权宣称自己是普遍的教育吗?

创造一种人人都能使用的语言，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学会更便捷地进行对话，但这一语言所要传播的信息必须面对人类的各个方面。一个声称要成为天下人共有的信息——教育的崇高使命之一——在传播时却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类的无限多样性而加以各种细微的限定。无疑，这是我们的主要难题。

教育的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学会认知。若想记住由于科学进步和新形式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所带来的种种迅速变化，就需要把广泛的普通教育与在若干选修科目上的深造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一种普通教育乃是终身学习的通行证，因此应当教导人们乐于学习并为将来能继续进行终身学习而打下基础。

学会干事是第二根支柱。除了学会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业外，人们还需要开发其应付各种不同情况和在班组团队中共同工作的能力，这是教育法中目前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一个独特方面。假如中小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机会涉足职业工作方案或社会工作而使他们的能力获得发展的话，就会更快更好地掌握这些技能。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各类能使教育与工作交替轮换的计划方案。

学会做人是1972年在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发表的埃德加·富尔的报告的主题。该报告所提建议至今依然切中肯綮，因为到21世纪时，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人人都必须训练自己把更多的自主性与判断力同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结合起来。

最后则是通过了解他人，了解他人的历史、他人的传统和他人的精神进而学会与人共处。这或许会为开创一种新精神提供基础。这种新精神受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性与日俱增的共识和对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共同分析的引导，使人们去执行共同的规划，或通过明智与和平的途径去解决无可避免的冲突。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是乌托邦；但这是必要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乌托邦，假如我们希望摆脱那种靠愤世嫉俗的犬儒哲学和自满自足来维持的周期性危机的话。

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干事、学会做人和学会共处

终身学习

富尔报告中提倡的“终身学习”这一概念乃是走向21世纪的关键。人们用它来应付一个 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由于它具有适用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多样性和有效性诸特 点，而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它同时也已远远超越了存在于初级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之 间的那种传统的差别。

应当重新考虑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扩大其内涵。除了适应职业生活的变化外，它还应当包括人格、知识和习性的继续塑造，以及批判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继续塑造。

应当重新考虑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扩大其内涵

对于一个学习的社会来说，基础就是正规教育体制，每个人都要在其中学习许多不同形式的知识。建立在权威和对话基础之上的这种师生关系是无可替代的。对此，研究过教育学问题的经典思想家们都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教师的责任就是要把人类所获得的有关自身和有关自然的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发明的精髓传授给学生。

建立在权威和对话基础之上的这种师生关系是无可替代的

因而教育应当不断地去适应社会的变化，并把人类经验的成果、基础与效益传播开去。

学习的阶段和桥梁：一种新思路

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终身学习这一概念上，并不是想表明，人们可以不去考虑教育的层次等级。事实上，终身学习使人们有了可能去重新安排教育的先后次序和行程路线，减少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困难，并且认识每一阶段的价值。

读、写、算，“三会”，在这里各得其所。传统教学与校外途径的结合将使儿童对教育的三大领域，即道德与文化、科学与技术以及经济与社会均有所体验。

在全世界范围内，应当为之提供基础教育的计有九亿成年文盲，一亿三千万没有注册入学的儿童，以及一亿多辍学者。这一庞大任务是通过国际合作途径实施的技术援助与伙伴计划的优先考虑项目。

任何改革，出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都涉及到对结束初等教育后的年轻人所采取的政策。人们甚至说在教育思想方面中学往往不受重视。它们是受到大量批评的目标，是招致大量失败的罪魁。

失败的一个起因是对中学教育的扩大化和多样化的要求导致入学人数的急剧增长和教学大纲的过重负担。这造成了群众性教育的某些典型问题，对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组织方面，都不是轻而易举所能解决的。加上还有毕业生的令人丧气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机会欠缺，又由于普遍流行的破釜沉舟式的高等教育情结而苦恼倍增。在许多国家，大批失业现象更加深了这种隐忧意识。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似乎是应使人们可以获得的学习类型极大地多样化。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为注重抽象化和概念化的传统教育，另一种方式则是让学校与工作经历交相结合，从而产生其他能力和兴趣爱好。总之，在这种种方法途径之间都应有桥梁沟通，以使相当普遍的在方向选择上的错误可以得到纠正。

此外，存在着回炉再受教育或进修培训的可能，从而向每一个青年人证明了，他或她的命运并非就决定于14岁至20岁之间，因此，总的形势将有可能获得改观。

对高等教育也应作如是观。

许多国家都有与大学比肩而立的其他种种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有些是严格择录出类拔萃者，有些则是为提供有特定目标的、高级职业培训而设置的。这种多样化显然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都是符合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的。

在最富有的一些国家中，为缓减群众性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压力而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挑选，无论就政治或社会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使许多青年人在他们能够获得一张得到认可的文凭之前就被排挤出了教育进程，从而使他们感到处在一种绝望的境地，既没有学位，又无法获得适合于劳动市场需要的培训。

大学入学人数日益增长的问题需要结合中等教育改革一起来解决。

各类大学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此作出贡献。如作为主要面向理论或应用型研究或培训的科学机构和学习中心；作为提供职业资格证书，开设专为适应经济之需要的各类课程和内容的机构；作为终身学习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作为国际合作形式的主要合作伙伴，倡导交换教师和学生，并通过国际教授职位的设立，促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一流教学的可能。

这些建议对于大学要起决定性作用的穷国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

长期改革战略

有助于教育改革获得成功的是三大角色：地方社区（家长、学校领导和教师）、政府当局和国际社会。

地方社区通过在政府当局与有关社会团体之间开展对话的方式参与对需求的评估，这是拓宽教育途径和提高教育质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通过传媒继续进行这一对话、社区讨论、家长教育与培训，以及在职教师的进修，通常会唤起更高的觉悟，发展判断力，并有助于地方生产能力的建设。

地方社区应通过在政府当局与有关社会团体之间开展对话的方式参与对需求的评估

若没有教师的合作和积极参与，任何改革均无法取得成功，委员会建议，教育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和物质状况，必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连同为提供高水准的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如图书、现代传媒以及与学校要求相适应的文化和经济支助，一起加以考虑。

如是，负责的国家政策当是改进教育体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决策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市场会补偿体制的不足，或者认为只要别横加干预就足够了。政府当局必须提出明确的选择，并在与所有有关各方进行广泛磋商之后作出决策，以为教育体制确定指导方针，打好基础，并通过必要的调节而使之规范化、有条理。

所要作出的一切抉择均应依据机会均等原则。

至于说到国际社会，作为推动教育改革成功的一种力量，委员会为之拟订了若干建议，内容涉及：坚决支持和鼓励女童和妇女教育的政策；发展援助款中资助教育的最低百分比配额（为总数的四分之一）；开发教育债务互惠外汇信贷，以补偿由于政策调整和降低内外收支赤字政策而对国家教育经费造成的不利影响；把“信息社会”的新技术广泛引进所有国家，以避免富国和穷国之间产生新的差距；利用非政府组织的杰出潜力。

应当更多地从伙伴合作关系，而非援助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些建议。在经历了如许挫折，蒙受了如许浪费之后，经验把我们推向了伙伴合作关系。这是全球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结论

各国间的这种依存关系已允许，也要求国际合作出现一个新的规模，在所有领域广泛开 展起来。在这世纪即将交替之时，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是申明这一意向，并决心达到 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委员会没有局限于纯粹的说明性工作，也没有概论教育体制的基本原理，因为它的目标不是构思“未来的蓝图”，从而形成一整套清规戒律，束缚教育政策制订者的手脚，它是要为决策者提供实际情况，以帮助他们拟订教育政策，并引发出一场讨论，不仅关系到教育界和教师，而且也关系到家长、儿童、企业首脑、工联主义分子，以及致力于提高教育实际作用的协会和团体。

本文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往期文章，曾发于1996年4月刊。

拓展阅读：

《教育与人类的命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72年11月
《大学和“轻信者的民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2018年1-3月

订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阅读发人深省的时事文章，数字版免费。

在社交网络上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微博、微信公众号“联合国教科文信使”、Twitter、Facebook、Insta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