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汗（挪威）
自2016年起担任教科文组织首位艺术自由与创意亲善大使。她是一名纪录片制作人，其作品曾荣获艾美奖和皮博迪奖。她创办了独立媒体和艺术制作公司“Fuuse”，重点关注妇女、少数族裔和第三文化儿童，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她还创办了在线杂志《姐妹帮》，关注穆斯林妇女的多样化声音。
迪亚·汗放弃了成功的歌手生涯，转而通过不同的媒体对抗极端主义和偏见，同时继续创作和制作歌曲。她的工作为她赢得众多荣誉，包括奥西茨基奖、奥斯陆大学人权奖和挪威议会颁发的培尔·金特奖。
工作中的迪亚·汗。
广角
迪亚 · 汗: 他们选择举起枪炮，我选择拿起摄像机
迪亚 · 汗: 他们选择举起枪炮，我选择拿起摄像机
迪亚·汗（Deeyah Kham）出生于挪威，父母分别来自普什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种横跨截然不同文化的个人经历拓展了她的艺术视野。她以文化和艺术为工具，勇敢对抗极端主义，通过不懈的努力向外界讲述那些原本可能永远被湮没的故事。
雅斯米娜 • 萨波瓦 担任采访
您为什么决定制作《圣战：他人的历史》（Jihad: Astory of the others）这部电影？
我自己本身就有穆斯林背景，必须要应对日益加强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给我们社区造成的后果。我很努力地尝试去了解为什么这一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还有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溺其中。现在围绕“圣战”开展的对话让我有些失望。去恨那些“圣战”参与者很容易，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效。我想制作一部电影，告诉大家受到“圣战”吸引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发现我和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让我最害怕的是，我发现自己在很多问题上跟他们境遇相同。但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上，我们是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举起枪炮，我选择拿起摄像机。
迪亚·汗拍摄的电影《圣战：他人的历史》 中的一幕，图中为萨拜尔（Sabyl）和瓦塞姆（Wassem），摄于 英国伯明翰。
您采访的这些人以前都是“圣战”分子。您是怎么与他们取得联系的？
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建立信任，整部电影做了差不多两年， 2015年才最终完成。取得信任的最佳方式是坚持，并且诚实地向他们说明我尝试在做的事情。我一直告诉他们：“我不认同你们的想法，甚至不喜欢你们（但现在我不再这样想）。我只想去听、去理解，让你们与我分享你们的故事。”很多人跟我约好后又反悔了，还有一些人选择沉默或让我关掉摄像机。他们当中一些人想要我知难而退，但我不停地尝试，因为我真的想要了解他们的故事。
是什么促使他们放弃“圣战”？
电影中一个主角放弃了“圣战”，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相信的并非事实。他以为自己在为穆斯林而战，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战，结果发现他正在成为压迫者中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放弃“圣战”，是因为发现自己创造的世界观中存在种种伪善和双重标准。另一个让这些前“圣战”分子转变态度的原因是，那些被他们视为敌人的人开始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当人们开始与人性建立联系的那一刻，事情就不一样了。
您提到一开始不喜欢这些人，但现在并不这样想。是什么改变了您的想法？
被“圣战”吸引的许多年轻人其实最初都充满创造天赋，但这种天赋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压抑，导致最后以暴力形式爆发出来。让我没想到的是，绝大多数人在镜头前或私下跟我说，他们想成为说唱歌手、诗人或画家。但这些梦想均无法实现，因为家里人不允许，或是他们所在的社会不接受。这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我们本来可以为此做些什么。对年轻人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我们都负有责任。
您说我们都负有责任，您是指家庭、学校、政府或国际社会吗？
我指的是作为个体的所有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作出的反应。当一个穆斯林男孩在巴士上走到我们身边坐下时，我们看他的眼神，我们拿钱包的姿势，这些都非常重要。同样，当我们的政治家或政府站在充满憎恶的立场上讲到这些问题，把自己的公民定义成“怪物”时，再与这些“怪物”接触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也许应当让他们有机会变为人。
对家人来说，他们必须意识到，对孩子寄予过高期望，高到让孩子无法企及，这实际上是对孩子的伤害。孩子们是人，不是神。
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警方和媒体，在年轻人向他们寻求帮助时，都应负起责任，无论这些年轻人来自何种文化、背景或种族。这是纯粹的人类互动。无论我们是艺术家、活动家、女权主义者，还是其他任何身份，我们都有义务 站出来。
这就是您创办在线杂志《姐妹帮》（Sister-hood）并举办一系列现场活动的原因吗？是什么使您涉足媒体行业？
是的，《姐妹帮》创办于2016年，通过民间社团和媒体渠道运作。它是一个以穆斯林妇女为中心的国际平台。所有人都在谈论穆斯林妇女，但我们很少与她们对话。我想要从我开始，努力让人们重新注意到正在经受苦难的女孩,以及想去叙利亚参战的人。
这份杂志在妇女中收到很棒的反响，并建起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群体——我们现在有来自40个国家的近200名撰稿人。我意识到必须由妇女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无论她们是谁，这很重要。将妇女遭受的压迫公布于众，那只是故事的一半。我深深尊重新闻行业，但我们在媒体上讲述的故事总是不完整的，这让我非常沮丧。我们讨论荣誉谋杀，讨论针对妇女的暴力，但却忘了事件当中的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试着帮助那些有过这些经历的人，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
2012年，您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巴纳兹：一个爱情故事》（Banaz: A Love Story），讲述了一个英国库尔德女子因为选择自己的生活而被家族杀害的故事。您为什么恰好关注她的故事呢？
我那时想要拍一部关于“荣誉”暴力的电影，里面有两三个故事，其中就包括巴纳兹的故事，该案件是英国警方的一次严重过失：巴纳兹前后总共五次向警方寻求帮助，但并未引起重视。
与负责调查巴纳兹被害案的女警见面后，我改变了想法。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处理这起案子（她在英国将死者的叔叔和父亲送入监狱，后来又前往伊拉克将涉案的两名表兄引渡回英国），她回答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她。”
我想不通她怎么会爱一个素未谋面而且已经去世的姑娘，但她说：“每个人都应当被爱。她原本应当是被爱着的。与她最亲近的人不爱她，那就让我来爱她，而且我现在依然爱她。”
我记得我当时心想：“这就是我想拍的电影！”然后就有了《巴纳兹：一个爱情故事》。巴纳兹的故事涵盖了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解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真心去关怀。
能介绍一下您2016年的电影《伊斯兰教的非信徒》（Islam’s Non-Believers）吗？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决定脱离伊斯兰教的年轻人进行的地下抵抗运动。很多时候，“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我拍《圣战：他人的历史》这部电影的时候，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年轻人联系到我，并告诉我：“现在还有另一场运动也在进行中：很多年轻人正在脱离伊斯兰教。你为什么不讲讲我们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暴力吗？”
当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发现在巴基斯坦大约有400万—1500万人不是伊斯兰教教徒，而在沙特阿拉伯，这一人数约有140万—600万。一些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部门对抗无神论思想。在很多伊斯兰国家，不信仰伊斯兰教和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是一种犯罪，人们会因此被投入监狱甚至遭到杀害。
我决定拍一部电影来探讨这个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现象。
您为什么选择用电影来交流这些问题？
如果想要人们采取行动，就得让他们有所感受。这就是电影的作用，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它不仅让我们理性思考，还触及我们的情感。这就是一切艺术形式都如此独特和珍贵的原因所在。
艺术超越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超越了所有藩篱和不平等。对我来说，艺术是一个平等的因素。要理解它的力量，只要看看压迫者、独裁者和施暴者是如何对待艺术和艺术家就知道了。除了妇女之外，压迫者首先针对的就是艺术家群体。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展望未来，您有什么计划？
我希望不只是促进艺术家正在开展的工作，还要讨论在世界很多地方，艺术家如何因从事这些工作而付出巨大代价。艺术家，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在内，正在受到迫害、虐待和监禁。我们需要保护他们。我会全力尝试支持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将他们的故事告诉更多人。
